我呼出的白气在睫毛上结成了冰碴。
山风卷着雪粒打在脸上，像撒了一把碎玻璃。
林小川的吉普车尾灯早已消失不见——他带着测绘仪去最近的牧站借宿，说是要找老乡问些路。
可我蹲在避风的岩缝里看表，已经过了四个钟头，该不会是出了什么意外吧？
“林总，风小了！”朱卫东的声音在耳边响起。
他裹着老羊皮袄，护目镜上蒙着一层白霜，正用冻红的手指戳我的胳膊。
我抬头一看，果然见铅灰色的云团被撕开一道口子，透下些许惨淡的天光。
远处山坳里冒出几点昏黄，像是坠落在雪地里的星星——那是牧站的毡房。
我们赶到时，木栅栏门正“吱呀”作响。
门里站着一个穿靛蓝蒙古袍的老人，银发被风吹得乱蓬蓬的，手里攥着一根铜烟杆。
林小川站在他面前，怀里抱着个铁皮暖壶，见我们过来，朝我使了个眼色：“阿爸吉，这是我哥，搞技术的。”
“红箭？”老人突然开口，烟杆在地上敲出沉闷的声响。
他浑浊的眼睛盯着我工装前襟上的工牌，喉结动了动，“你们问红箭？”
我心里猛地一沉。
林小川昨天翻档案时提到，“红箭”分队的撤编文件写得含糊不清，没想到这深山里的老人竟知道这个名字。
我刚要开口，老人却已转身向毡房走去，皮靴踩过积雪的声音如同敲鼓。
“那年冬天，来了七个人。”他背对着我们，声音被风撕扯得断断续续，“说是来守什么宝贝，背上半卡车铁疙瘩就上了山。”他忽然停下脚步，手指向屋后那座覆雪山丘，山顶的雪檐在风中簌簌掉落，“再没下来。”
毡房的门帘“啪”地落下，将我们挡在外面。
林小川扒着门缝看了一会儿，回头时睫毛上挂着冰珠：“哥，灯还亮着。”
我仰头望着那盏油灯，光晕在雪幕中晕成一团模糊的黄色。
朱卫东搓着冻僵的手：“要不先歇一晚？明早天肯定晴。”老罗蹲在墙角拨弄积雪，忽然“咦”了一声——雪底下埋着一段生锈的铁丝，拧成了五角星的形状，和我在718厂废料堆见过的通讯设备固定件一模一样。
后半夜风停了。
我裹着老羊皮被坐在毡房外，看着林小川在本子上画路线图。
他的笔尖冻得直抖：“gps信标设在山丘北坡，直线距离三公里，但雪深过腰”
“能走。”我打断他，摸出怀里的军用水壶，喝了一口结冰的高粱酒，“你留在这里盯着电台，有情况立刻联系苏科长。”
老罗把热融钻扛到肩上。
这玩意儿是他用报废的柴油管改装的，前端焊了块三角钢，后面接了个手动打气泵——昨晚在帐篷里他敲了半宿，说“冻土比钢板还硬，得用热劲儿焐软了”。
朱卫东检查着腰间的安全绳，金属扣碰撞发出清脆的响声：“我带了三个乙炔罐，不够的话”
“够了。”我拍了拍他肩膀，“当年修305车间的地垄沟，比这难多了。”
天还没亮我们就出发了。
积雪漫过膝盖，每迈一步都像在拔一根铁桩。
老罗走在最前面，热融钻“嗤嗤”喷着热气，在雪地上犁出一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