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代宇担心物资消耗过多，影响自家军队的后续作战，向周青云建议：“司令，咱们辛苦储备的物资，一下子支援这么多给地方部队，万一咱们自己需要的时候不够用怎么办？”
周青云严肃地说：“现在是全国抗战，不是哪一支军队的事。地方部队装备落后，若他们挡不住日军，战火会迟早烧到四省边地。只有大家齐心协力，才能守住家园。”
在周青云的统筹下，物资支援行动有条不紊地推进。收到物资的地方部队，士气大振，纷纷致电周青云表示感谢。川军邓锡侯部更是在后续的滕县保卫战中，凭借这些补给顽强抵抗日军，为徐州会战争取了宝贵时间。
武汉的天气依旧寒冷，但军政各界的互动却愈发频繁。
周青云作为武汉卫戍副总司令，每天都要参加各类军事会议，与陈诚、罗卓英等人研究武汉外围防御部署，同时还要协调各方物资调配，忙得不可开交。
而此时，桂军在第五战区的作战压力日益增大，李宗仁多次致电周青云，希望能得到重炮支援，以加强对日军的火力压制。
周青云在17集团军司令部召开物资调配会议，特意提到了桂军的需求：“桂军在大别山一带与日军周旋，缺少重火力支援，我决定从储备中调拨10门150榴弹炮和 36 门 105榴弹炮给桂军，你们尽快安排运输，务必在一周内送到第五战区。”
17集团军的军官们们有些意外，重型榴弹炮是当时的稀缺装备。
周青云看出了参谋们的顾虑，解释道：“李宗仁将军的第五战区，需要需要火力支援；桂军战斗力强，若能有重炮支援，定能更好相助第五战区。而且，我们与桂军一直相互支持，之前我让启华去第五战区锻炼，对方也颇为照顾，这次支援重炮，既是抗日需要，也是情理之中。”
10门150榴弹炮和 36 门 105榴弹炮是之前从德国收集的，105德国lefh16榴弹炮和sfh13 式 150 毫米榴弹炮， 很快被装上火车，沿着平汉铁路运和陇海铁路往第五战区。
李宗仁接到消息后，亲自致电周青云表示感谢：“维新兄雪中送炭，46 门重炮解了我们的燃眉之急！我已下令，让部队尽快熟悉重炮操作，争取早日投入战场，不辜负你的支援。”
不久，李宗仁便 “投桃报李”，派专人从广西运送了大量桐油和矿产到辰溪。桐油是当时重要的战略物资，可用于制造炸药、油漆和润滑油；而锑、钨等矿产，则是制造武器弹药的关键原料。
在支援地方部队的同时，周青云也没有忽视武汉外围中央军的装备需求。
在一次武汉卫戍司令部的会议上，陈诚提出：“武汉外围的黄陂、孝感一带，是日军进攻武汉的必经之路，中央军第 92 军、94 军驻守在此，但重武器不足，难以构筑坚固防线，急需补充重炮。”
周青云当即表示：“我愿调拨 40 门 105榴弹炮和 15 门 150 毫米重炮给中央军，用于武汉外围防御。这些重炮火力强劲，能有效压制日军的进攻，帮助中央军守住防线。”
陈诚赞扬了周青云对抗日大局的重视。
消息传到蒋某人那里，他十分满意。他深知周青云此次支援，不仅加强了武汉外围的防御力量，更体现了对中央的支持。
为表彰周青云的贡献，蒋某人亲自下令，授予周青云 “青天白日勋章”—— 这是国民政府授予军人的最高荣誉，表彰其在抗日战场上的杰出功勋。
不久，武汉卫戍司令部举行了简单的授勋仪式。
陈诚代表蒋某人，将青天白日勋章佩戴在周青云胸前，笑着说：“维新兄，这枚勋章你当之无愧！委员长还特意交代，将涪陵的大东门码头交给四省边地管理，方便你们统筹物资运输。”
周青云接过勋章，心中既激动又感慨，他知道，这枚勋章不仅是对自己的表彰，更是对 17 集团军全体将士的肯定。
不过，蒋某人也对码头管理提出了限制：“码头驻军不能超过 400 人，主要负责物资运输和安全保卫，不得干预地方事务。”
周青云明白，蒋某人此举既是奖励，也是一种制衡，避免自己在地方势力过大。他当即表示：“请转告委员长，我定会严格遵守规定，管好码头，为抗日物资运输做好保障。”
涪陵的大东门码头，位于长江、乌江交汇处，是涪陵城乡居民生活乃至周边地区的重要交通集聚地。当时，人们要前往乌江沿线的武隆、彭水、酉阳、秀山等地，或从这些地方前往涪陵、重庆，通常都要在大东门码头转船位于长江上游，是连接四川、贵州、湖北的重要交通枢纽，控制着上游的物资运输。
周青云命令乌江分舰队派人接手大东门码头，并驻军一个营的陆战队；同时，要求辰溪那边立刻派人对码头进行整顿，修缮仓库和装卸设备，加强安保力量，确保各类抗日物资能顺利通过码头运往前线。短短一个多月，涪陵码头的物资吞吐量就提升了30以上，为武汉保卫战的物资储备提供了重要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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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 年初，四省边地管辖地区，常住人口攀升至约 23 千万，这一数字的背后，是自 1924 年起持续推行的政策红利奠定的基础。
早在 1924 年，四省边地便率先取消了人头税、丁税等苛捐杂税 —— 在此之前，底层百姓需按家庭人口缴纳 “人头税”，即便孩童也需承担 “丁税”，沉重税负让许多家庭不敢生育，甚至出现 “溺婴” 惨剧。
苛捐杂税废除后，百姓生育意愿显着提升，加上周边地区因战乱、赋税繁重的民众陆续迁入，边地人口进入了第一轮快速增长期。
更具颠覆性的是土地政策：每户拥有 20 亩土地以内的部分归自己所有，超过 20 亩的土地则由政府按低价赎买归公。这一政策直接冲击了边地的大家族势力 —— 此前，边地许多宗族掌控着数百甚至数千亩土地，家族成员依附于族长生活，形成 “大聚居” 模式。
为保住更多土地，大家族不得不主动拆分：原本聚居的宗族按小家庭拆分，每个小家庭独立户籍，每户控制在 20 亩土地以内。比如湘西沅陵的张家宗族，原本拥有 300 亩土地，拆分后形成 15 个小家庭，每个家庭分得 20 亩，既避免了土地被赎买，也让家族成员从 “依附者” 变成了独立农户。
这种 “小家庭化” 趋势，不仅让边地人口登记更清晰，也间接推动了人口自然增长 —— 小家庭更易维持生计，生育意愿远高于依附式的大家族。
1937 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四省边地作为后方，对粮食、布匹、盐巴等重要物资实行管控，购买物资需凭户口本登记，且每户购买量有严格限制。
这一政策让人口多的大家族陷入困境：一个拥有 10 口人的大家族，凭一个户口本只能购买有限物资，根本无法满足全家需求。为获取更多物资配额，大家族纷纷拆分户籍，原本同住的兄弟、父子各自建立小家庭，单独申请户口本。
搬到辰溪县的曾氏家族部分人员便是典型，家族原本一百多口人同住，物资管控后拆分为二十多个小家庭，每个家庭5 口人左右，既能各自获取物资配额，也降低了生活压力。
公职人员与职业军人的福利政策，进一步加剧了这一趋势。当时边地规定：公职人员、职业军人的家庭，凭户口本可享受 “2 个孩子免费读书”“每月领取80公斤粮食”“工作满三年无错则分5亩熟地” 等福利，且一个户口本仅能对应一户家庭的福利。
许多公职人员和军人原本与父母、兄弟同住，为享受福利，纷纷独立门户。
比如怀化的小学教师陈先生，原本与父母、弟弟一家共住，他的弟弟考入太和陆军军校享受公职福利后；为让自己的两个孩子享受免费读书名额，陈先生特意与父母拆分户籍，建立独立小家庭。
据统计，1937 年至 1938 年初，边地因福利政策拆分的小家庭超过 12 万户，直接推动了常住人口的登记增长。
四省边地能成为民国三大模范建设地区之首（另为广西、山西），关键在于其完善的基础设施与产业布局。政府将大量学校、工厂迁至边地腹地 —— 沅陵、辰溪、怀化、麻阳、泸溪、溆浦等地，这些地区地处湘西腹地，经过多年建设交通便利，且治安稳定，成为吸引人口的 “磁石”。
教育方面，四省边地新建了 30 所中小学、5 所职业学校，不仅解决了本地孩童上学问题，还吸引了周边地区的教师与学生。
工业方面，兵工厂、纺织厂、机械厂纷纷落户边地，其中多数是从东部工厂、技术工人及其家属。此外，工厂周边还形成了商业街，餐馆、商铺、客栈应运而生，进一步吸引了小商贩、手工业者迁入。据不完全统计，1937 年至 1938 年初，仅沅陵、辰溪两地，因学校与工厂集聚新增人口就超过 60 万。
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后，大量江南民众沦为流亡者，四处逃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