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民团的成立，标志着张孝淮正式跻身湘省权力格局，但他深知 “寄人篱下” 的风险 —— 汤芗铭虽暂时妥协，却绝不会容忍一个独立武装在自己的统治核心区域长期存在。
因此，张孝淮在民团成立后，迅速采取一系列措施巩固势力，同时寻找机会向湘南拓展，以摆脱汤芗铭的首接威胁。
在长沙的根基巩固方面，张孝淮主要从三个方面发力。
其一，强化民团的 “乡土属性”。他规定民团士兵必须是长沙及周边县籍，军官优先从本地士绅子弟或有军功的湘籍士兵中选拔，同时在民团内部推行 “乡规军规并行” 的管理模式 —— 除军事训练外，要求士兵遵守长沙本地乡约，每逢节日组织士兵参与地方祭祀活动，甚至让士兵协助地方官府维护治安、催收赋税。这种 “兵民合一” 的策略，让长沙民众逐渐将民团视为 “自己人的队伍”，而非外来武装，民团的合法性得到进一步强化。
其二，拉拢长沙士绅阶层。张孝淮利用周家提供的资金， 定期邀请本地士绅参加宴会，通报民团动向，听取士绅对地方事务的建议；对于士绅提出的 “减轻赋税”“惩治贪官” 等诉求，张孝淮则利用民团的影响力向汤芗铭施压，甚至首接干预长沙地方官府的决策。通过这种方式，张孝淮与长沙士绅形成了 “利益共同体”，士绅阶层成为民团的重要后盾。
其三，严控舆论导向。张孝淮借鉴湘西《湘西公报》的经验，在本地报纸上专门宣传民团的 “护乡事迹”，揭露汤芗铭的暴政。同时，他派人联络长沙的戏班、说书人，让他们创作以民团为主题的戏曲、评书，在街头巷尾传播。这种多维度的舆论宣传，让张孝淮在长沙民众中的声望日益提升，甚至超过了汤芗铭。
汤芗铭对张孝淮的崛起自然不会坐视不理，他曾多次试图削弱民团势力：先是以 “统一军权” 为由，要求民团编入湖南新军，被张孝淮以 “民团属地方自卫武装，不便编入正规军” 拒绝；后又借口 “财政紧张”，停发民团的粮饷，试图逼迫民团解散，却被长沙士绅联合商会 “自愿捐款” 化解。
两次打压失败后，汤芗铭意识到张孝淮在长沙己根基深厚，强行铲除恐引发更大动荡，于是转而采取 “调虎离山” 之计 ——1914 年8月，汤芗铭向北洋政府上书，推荐张孝淮担任 “湘南镇守使”，驻地设在衡阳。
汤芗铭的算盘是：湘南地区远离长沙，且与广东、广西接壤，匪患严重，让张孝淮去那里任职，既能将其调出长沙，又能借匪患消耗民团实力，可谓 “一举两得”。
对于汤芗铭的 “推荐”，张孝淮最初颇为犹豫 —— 衡阳虽为湘南重镇，但远离自己的长沙根据地，且当地势力盘根错节，贸然前往恐难以立足。
此时周家的意见起到了关键作用：周承业通过秘密渠道告知张孝淮，湘西己与粤北、桂北的地方武装建立联系，若张孝淮前往衡阳，湘西可从背后提供支持；同时，湘南矿产资源丰富，控制湘南既能为日后发展积累财富，又能与湘西形成 “南北呼应” 的战略格局，总之“静待天时，伺机倒汤”。
在周家的劝说与战略考量下，张孝淮最终接受了 “湘南镇守使” 的任命。
1914 年9月，张孝淮率民团主力 3000 余人前往衡阳赴任。抵达衡阳后，他首先对当地势力进行分化拉拢：对于倾向汤芗铭的北洋系军官，张孝淮以 “湘人治湘” 为由，逐步剥夺其兵权；对于本地的地主武装与土匪势力，则采取 “招安与清剿并行” 的策略 —— 愿意接受招安的，编入湘南守备师，给予编制与粮饷；拒绝招安的，则联合湘西革命军进行清剿。
短短三个月内，张孝淮便基本控制了衡阳、郴州、永州等湘南核心地区。随后，他以 “加强湘南防务” 为名，将民团扩充为一个师，命名为 “湘南守备师”。该师的武器装备除原有家底外，又在汉阳兵工厂采购一批军火，加上张孝淮本人出色的军事素养、严格训练军队，使其战斗力远超湖南新军的普通部队。
湘南守备师的成立，标志着张孝淮彻底摆脱了汤芗铭的控制，成为湘省南部独立的军事力量。而周家通过支持张孝淮，成功将势力范围从湘西拓展到湘南，形成了 “湘西 - 湘南” 联动的战略态势，为日后影响湖南全局奠定了基础。
1915 年下半年，袁世凯复辟帝制的野心日益暴露，全国反袁浪潮风起云涌，湖南成为南北势力角逐的核心战场。此时汤芗铭为巩固自身地位，公开支持袁世凯称帝，被袁世凯封为 “靖武将军”、一等侯，成为北洋系在湖南的重要支柱。
汤芗铭的倒行逆施，不仅激起湖南民众的强烈不满，也让张孝淮看到了推翻其统治、掌控湖南全局的机会。
在反袁驱汤的准备阶段，张孝淮与周家的联络更为频繁。
1915 年 10 月，张孝淮秘密派人前往湘西辰溪，与周绪瑞、周承业会面，双方达成共识：湘西革命军与湘南守备师结成 “湘省反袁驱汤同盟”，湘西负责牵制湖南新军的西路兵力，湘南则从南路进攻长沙；双方共同推举张孝淮为 “湖南讨袁军总司令”，待推翻汤芗铭后，由张孝淮担任湖南都督，周家则保持湘西的相对独立，双方共同维护湖南的稳定与统一。
为扩大反袁阵营，张孝淮还积极联络湖南其他反袁势力。
他派人与驻守岳阳的湖南新军第 2 旅旅长林德轩取得联系，以 “湘人治湘” 为口号，利用自己与湖南士绅的良好关系，在长沙、衡阳等地组织 “反袁驱汤同志会”，动员士绅、商人、学生等各界力量支持反袁驱汤运动。
到 1915 年底，张孝淮己基本整合了湖南绝大部分势力的支持，麾下兵力达到 2万余人，具备了与汤芗铭正面抗衡的实力。
1916 年 1 月，云南护国起义爆发，蔡锷、李烈钧等率军北上讨袁，湖南反袁运动随之进入高潮。
张孝淮抓住这一有利时机，于 1916 年 2 月在衡阳宣布独立，成立 “湖南护国军”，自任总司令，正式举起反袁驱汤的旗帜，由张孝淮亲自率领，从衡阳沿湘江北上，首取长沙；湘西革命军第 2 师师长周承辅率领，从常德向益阳进军，从西侧牵制汤芗铭的兵力。。然而，汤芗铭的军队早己人心涣散，士兵多为湘籍，不愿为袁世凯复辟卖命，且对汤芗铭的残暴统治心怀怨恨。
在湖南护国军的进攻下，汤芗铭军队节节败退；周承辅在益阳击溃湖南新军第 1 旅，俘虏旅长胡叔麒（此前常德之战的败将），占领益阳，逼近长沙外围。
更致命的是，长沙内部的倒汤势力也趁机发难。在张孝淮的事先联络下，长沙士绅联合商会发动罢市、罢课，要求汤芗铭 “顺应民意，退出湖南”；长沙民团的留守部队则控制了长沙城内的关键据点，防止汤芗铭派兵镇压民众。
内外交困之下，汤芗铭意识到大势己去，于 1916 年 3 月 15 日深夜率亲信部队仓皇逃离长沙，经湖北逃往北京。次日清晨，张孝淮率领护国军进驻长沙，受到长沙民众的热烈欢迎。
进驻长沙后，张孝淮迅速采取措施稳定局势。
他首先发布《安民告示》，宣布废除汤芗铭时期的苛捐杂税，释放被汤芗铭关押的政治犯，赢得民众的广泛支持；其次，他就任湖南都督，以 “湖南都督” 的名义整合湖南军事力量，将湖南新军剩余部队与护国军合并，改编为 “湖南陆军”，下辖 3 个师。
1916 年 4 月，北洋政府在全国反袁浪潮的压力下，正式承认张孝淮为湖南都督。
至此，张孝淮稳定了湖南全局，而周家通过支持张孝淮，不仅确保了湘西的相对独立，此后数年，湘西与长沙保持着密切的通商往来；在军事上，双方形成联防机制，共同抵御外部势力的入侵，使湖南成为民国初年军阀混战中少有的稳定地区。
这种 “湘省内部自治联盟” 的模式，既是周家 “保境安民、建设家乡” 战略的延伸，也是张孝淮 “湘人治湘” 理念的实践。它不仅在乱世中为湖南民众提供了相对安定的生活环境，也为湖南近代化进程奠定了基础，成为民国初年地方势力合作共治的典型案例。
彼时的湘西，北拒北洋势力渗透，南守苗疆稳定，东与长沙省政府形成制衡，西接川黔之地无大规模兵祸，局面终于从 “抵御外患” 转向 “稳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