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雨斋”的线索让秦建国重新燃起希望。他立即联系南京地方文史研究者，询问这个地点的具体情况。
几经辗转，他联系到一位研究民国南京文人结社的老学者徐教授。电话里，徐教授的声音带着浓厚的南京口音：“听雨斋啊，晓得晓得。在秦淮河畔，钞库街附近，是顾静安先生的宅子。顾先生是前清举人，民国后不愿出仕，就在家读书授徒，偶尔与文人雅集。”
“顾静安……他和文物保护有关系吗？”
“顾先生是藏书家，家里有不少古籍。抗战时，听说他参与了一些古籍保护的事情。但具体情况不清楚，他很低调。”徐教授顿了顿，“不过我记得，顾先生有个雅号，叫‘秦淮散人’。”
秦淮散人！这正是之前文章中提到的雅号。
“顾先生还在世吗？或者有后人吗？”
“顾先生1952年就过世了。有个儿子，叫顾维钧，早年去了台湾，后来可能去了美国。在南京这边，好像还有个孙女，但我不太确定。”
秦建国道谢后挂断电话。线索指向明确：顾静安很可能就是“秦淮布衣”，是周维明文物保护网络中的一员。如果他参与了《文脉暗线图》的制作或保管，那么他的后人或旧宅可能藏有线索。
但要找到顾静安的后人谈何容易。半个多世纪过去，人事全非。
林文渊建议从房产档案入手：“如果顾家老宅还在，可能能找到现在的住户或业主。”
他们来到南京市房产档案馆。工作人员查询后告知，钞库街一带在1990年代大规模改造，许多老宅被拆除。顾家老宅“听雨斋”的门牌早已不存在，原址上现在是一排仿古商铺。
“不过，拆迁时可能会有老物件的去向记录。”工作人员翻查档案，“当时有规定，拆迁前要对有历史价值的老建筑进行登记，里面的老家具、书籍等如果有价值，会建议主人自行保管或由相关部门接收。”
他们查到了1994年钞库街拆迁的档案。在“听雨斋”的记录中，注明“原为顾静安宅，民国建筑，有一定历史价值，但非文物保护区，准予拆除”。屋内物品清单简单：“旧家具若干，书籍一批（多为普通古籍），已由户主自行处理。”
户主姓名：顾秀兰。
“顾秀兰应该是顾静安的孙女。”秦建国记下名字，“有她的联系方式吗？”
“拆迁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当时的联系地址和电话早就失效了。”
线索似乎又要断。但秦建国注意到清单中的一个细节：书籍被描述为“普通古籍”。以顾静安藏书家的身份，家中不可能只有普通古籍。要么是登记时粗略，要么是珍贵藏书已经被提前转移。
“顾家后人可能还保留着一些东西。”他说，“即使老宅拆了，家人可能带走了一些物品。”
“但怎么找顾秀兰？南京这么大，同名同姓的可能很多。”
秦建国想到了户籍系统，但他们没有查询权限。正当为难时，周秉谦再次打来电话。
“秦师傅，我又整理父亲遗物，发现一本通讯录，是父亲1947年回南京时用的。里面有几个名字和地址，其中就有‘顾静安，钞库街听雨斋’，旁边用铅笔标注‘已故，子迁台’。”
“通讯录里还有其他名字吗？”
“有七八个，大多是南京的文化界人士。父亲在每个人名旁都做了简单记录，比如‘曾在文物保护方面协助维明’、‘知部分内情’、‘已无法联络’等等。”
“能把通讯录拍照发给我吗？”
很快，照片传来。那是一本牛皮封面的小本子，纸张发黄，字迹有些褪色。周老先生用钢笔记录着一个个名字和地址，有些还用红笔划掉，旁注“已故”、“迁居”、“下落不明”。
秦建国一个个查看：
“陈树人，鼓楼二条巷，中央大学教授。 旁注：‘曾协助古籍转移，民国三十五年病故。’”
“沈墨轩，夫子庙瞻园路，古玩商。 旁注：‘提供藏匿地点数处，三十七年去香港。’”
“王守真，新街口附近，原图书馆馆员。 旁注：‘负责部分记录，三十八年随馆迁台。’”
“顾静安，钞库街听雨斋，前清举人。 旁注：‘网络核心成员，掌握全局。已故，子迁台，孙女顾秀兰在宁。’”
最后这条让秦建国精神一振。周老先生明确记录了顾秀兰在南京，而且用了“在宁”（在南京）的表述。这说明1947年时，顾秀兰还在南京，而且周老先生可能见过她。
“如果顾秀兰当时是成年人，现在应该八十岁以上了。”林文渊计算，“还可能健在吗？”
“有可能。南京有很多高龄老人。”秦建国说，“而且如果她继承了祖父的遗物，可能还保留着一些东西。”
他们需要找到顾秀兰。但只有一个名字，没有其他信息。
秦建国尝试了各种方法：在老年人口数据库中查询（通过民政局的朋友协助），在社区老人活动中打听，甚至联系了南京的几个顾氏宗亲会。但顾秀兰这个名字不算特别，南京同名的老人有好几位，年龄都对不上。
三天过去，一无所获。就在秦建国考虑是否要放弃这条线索时，一个意外发现出现了。
林文渊在研究两份残图的细节时，用高分辨率扫描仪重新扫描，在中华门那份图的边缘，发现了一行极小的字，之前被污渍遮盖：
“全图三份，分藏三处。另有副本半部，托付顾公静安，备不测。维明注。”
“副本！有副本！”林文渊激动地拿给秦建国看，“周维明做了副本，交给顾静安保管。虽然只有半部，但至少是完整地图的一半！”
“但副本在哪里？随着顾静安去世，可能遗失，也可能传给了后人。”
“顾秀兰一定知道什么。”
寻找顾秀兰变得更加迫切。秦建国决定换个思路：不从现在的户籍找，而从历史档案中找顾秀兰年轻时的记录。
他们来到南京市档案馆，查询1940-1950年代的户籍档案。那个时期的档案保存不完整，但仍有部分留存。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他们找到了1947年的一本户籍册，是钞库街一带的居民登记。
翻到“听雨斋”一页，户主顾静安，家庭成员：妻李氏（已故），子顾维钧（迁台），孙女顾秀兰。顾秀兰的出生年份是1928年，职业栏填“学生”，备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
“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是现在的南京师范大学前身。”林文渊说，“如果顾秀兰1928年出生，现在应该九十多岁了。”
“但1947年她十九岁，还在上学。后来呢？”
他们继续查找。在1953年的户籍登记中，找到了顾秀兰的记录，已结婚，丈夫姓赵，职业教师，住址变更为鼓楼区天津路。1965年的记录显示，她仍住在天津路，职业是中学教师。
“教师……天津路……”秦建国思索，“她可能一直在教育系统工作，退休后可能还住在那一带，或者去了养老院。”
他们来到天津路所属的社区。社区工作人员查询后摇头：“赵老师？十几年前就搬走了。听说去了女儿家，具体不清楚。”
“她女儿叫什么？住哪里？”
“这属于个人隐私，我们不能随便提供。”
秦建国出示了工作证件和文物部门的介绍信，说明寻找顾秀兰是为了重要的历史研究。工作人员犹豫后，答应帮忙联系老住户打听。
等待期间，秦建国在社区里转悠。天津路这一带多是老小区，红砖楼房，梧桐成荫。他想象着顾秀兰在这里生活的岁月：一个见证了南京变迁的老人，心中可能藏着祖父留下的秘密。
一小时后，社区工作人员带来消息：一位老住户记得，赵老师（顾秀兰）的丈夫十年前去世后，她就搬去和女儿同住，女儿家在江宁区。具体地址不知道，但记得她女儿在区教育局工作。
“江宁区教育局……范围缩小了。”
他们来到江宁区教育局。人事科的工作人员查询后告知，确实有一位姓赵的女职工，五年前退休，父亲是教师，母亲姓顾。但个人信息不能随意透露。
秦建国再次说明情况，并提到了文物保护的重要性。工作人员被说服，答应帮忙联系，但需要本人同意。
第二天，他们接到了顾秀兰女儿赵女士的电话。电话里，赵女士的声音充满警惕：“你们找我母亲做什么？她已经九十多岁了，记忆不太好，不想被打扰。”
秦建国耐心解释，提到周维明、文物保护网络、《文脉暗线图》。当他说到“顾静安先生可能参与了一项重要的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时，赵女士沉默了片刻。
“我母亲很少提外公的事。她说那是另一个时代的事，过去就过去了。”
“但那段历史很重要。很多人冒着生命危险保护文物，他们的故事应该被记住。”
电话那头又是沉默，然后说：“我需要问问母亲。她最近身体不太好，不一定愿意见你们。”
“我们只需要一点时间，问几个问题。如果她不愿意，我们绝不勉强。”
“等我消息。”
等待回复的两天里，秦建国继续研究手头的资料。他将周维明笔记本中的系统图与两份残图对比，发现更多对应关系。星图、编码、地图，三者构成一个立体的信息网络：星图指示方位，编码标识文物，地图记录路线。
“这是一个三维系统。”他对林文渊说，“比我们想象的更复杂。周维明用了天文、地理、编码三重定位，确保即使部分信息丢失，也能通过其他部分推导。”
“所以即使只有半部副本，也可能包含关键信息。”
第三天，赵女士终于回电：“母亲同意见你们，但时间不能长，她容易疲劳。另外，她有些事情记不清了，你们不要抱太大希望。”
下午，他们来到江宁区一个安静的小区。赵女士五十多岁，气质文雅，在门口迎接他们。
“母亲在书房等你们。她今天精神还不错，但医生说她有轻度认知障碍，有些事情可能记错或混淆，你们要注意。”
书房里，一位白发老妇人坐在轮椅上，腿上盖着毛毯。她面容清癯，眼神却依然清澈。看到他们进来，微微点头。
“顾老师您好，我是秦建国，这位是林文渊。打扰您了。”
“坐吧。”顾秀兰的声音有些虚弱，但清晰，“小赵说了，你们在找外公的东西。这么多年了，怎么突然想起来找？”
秦建国简单说明了天津、南京、安庆的发现，周维明的系统，以及《文脉暗线图》的重要性。当听到周维明的名字时，顾秀兰的眼神微微闪动。
“周先生……我记得。他来家里和外公谈话，我在旁边倒茶。他们说话声音很低，但我记得周先生的样子，戴眼镜，很斯文，但手很粗糙，像工匠的手。”
“您记得他们谈什么吗？”
“谈书，谈画，谈怎么藏东西。那时候我十几岁，不太懂，但知道是重要的事。日本人快要打来了，城里人心惶惶。外公把一些书装箱，晚上有人来运走。”
“运到哪里？”
“不知道。有时候是周先生来，有时候是别人。东西用油布包好，放在板车上，盖上稻草，夜里拉走。外公说，这些东西是中国的命脉，不能落在日本人手里。”
顾秀兰停顿，喝了口水，继续回忆：“有一次，我听到他们说要画地图。周先生说，光藏起来不行，还得记下来，否则以后就找不到了。但记下来又危险，万一地图丢了，所有东西都暴露。所以他们想了个办法……”
“分藏三处？”林文渊问。
“好像是。但我记得不止三处。”顾秀兰微微皱眉，“周先生拿来一个铜盘，上面有很多点点。他说，用这个盘，可以算出藏东西的地方。很复杂，我看不懂。”
“铜盘？是不是有七个点，可以转动？”
“对，可以转。周先生转来转去，和外公说着什么‘天枢’、‘摇光’、‘方位角’。外公拿笔记录。”
秦建国想起南京图书馆密室发现的七曜铜盘。原来周维明用那个铜盘来计算藏点位置，而顾静安可能参与了计算过程。
“后来呢？周先生有没有留下什么东西给您外公？”
顾秀兰沉默良久，似乎在努力回忆。赵女士轻声说：“妈，想不起来就算了，别勉强。”
“我想起来了……有一个木盒子，紫檀木的，雕着花。周先生交给外公，说里面是‘半部图’，另外半部在别处。要等合适的时候，合在一起。”
“木盒子后来呢？”
“外公一直收着。后来……后来乱了，各种运动。外公把一些书烧了，但木盒子没烧，藏起来了。”
“藏在哪里？”
顾秀兰摇头：“不知道。外公去世前，把一些东西交给我父亲，但我父亲很快就病故了。东西……可能还在老宅里，但老宅拆了。”
线索似乎又回到原点。但秦建国注意到一个细节：“您说木盒子是紫檀木的，雕着花。什么样的花？”
“好像是……梅花？不，是莲花。对，莲花，雕得很精细。”
“盒子有多大？”
“这么长。”顾秀兰用手比划，大约三十厘米，“这么宽，这么高。”宽约二十厘米，高约十厘米。
“盒子上有锁吗？”
“有，一个小铜锁，钥匙很特别，像根针。”
秦建国心中一动。安庆发现的铁盒里，三辰仪的暗格需要用特定方法打开。那个方法，会不会就是打开紫檀木盒的钥匙？
“顾老师，周先生和您外公还有没有其他约定？比如，打开盒子的方法？”
顾秀兰努力回忆，眉头紧锁。赵女士担心地看着母亲，想劝她休息，但顾秀兰抬起手：“我想想……好像有一句诗……不对，是口诀。外公念叨过，我无意中听到。”
“什么口诀？”
“七转……什么……见真章。记不清了，我那时小，不懂什么意思。”
“七转……是不是‘七转星移见真章’？”
“好像是！”顾秀兰眼睛一亮，“对，就是这句。‘七转星移见真章’。外公有时会念，像是口诀。”
秦建国立即想到七曜铜盘的用法。铜盘有七个可转动的点，对应北斗七星。“七转星移”可能就是指转动铜盘上的七个点，当转到正确位置时，就能“见真章”——看到真相或打开机关。
“您还记得别的吗？关于木盒子的下落？”
顾秀兰摇头：“后来老宅拆了，家里的东西，有用的搬走，没用的处理了。那个木盒子……可能当旧家具卖掉了，也可能还在某个角落，但我记不清了。”
离开顾家时，秦建国心情复杂。得到了重要线索——有半部副本存在，而且可能与七曜铜盘有关。但木盒下落不明，可能永远找不到了。
赵女士送他们到门口，轻声说：“母亲年纪大了，记忆时好时坏。但今天说的，应该是真实的。她很少提过去的事，今天能说这么多，很不容易。”
“感谢您和顾老师。这些信息非常重要。”
“如果能找到外公留下的东西，我也很高兴。他那一代人，不容易。”
回市区的路上，秦建国一直在思考。紫檀木盒，雕莲花，铜锁，钥匙像针。这个描述让他想起一种古老的机关锁——密码锁的一种，钥匙是一根金属针，需要插入锁孔特定深度，触动内部机关。
“如果木盒是周维明设计的，锁应该也是特制的。”他对林文渊说，“钥匙‘像根针’，可能是比喻，也可能就是字面意思：开锁工具是一根针，需要插入正确的孔，按正确的方式转动。”
“但锁孔在哪？盒子表面可能根本没有明显的锁孔。”
“对，可能隐藏在某朵莲花的花蕊里，或者某个雕花下面。”
“但盒子在哪里都不知道，讨论开锁方法有什么用？”
秦建国没有回答。他在想另一个问题：如果顾静安是文物保护网络的核心成员，他会不会在其他地方也留下线索？比如，他教书的学校，他常去的图书馆，或者他朋友那里？
顾秀兰提到父亲是教师，那她自己也是教师。教育工作者通常有保存资料的习惯，尤其是有历史价值的资料。
“赵女士说，她母亲有些旧物还保存着，但不多。我们可以问问，能不能看看那些旧物。”
“她会同意吗？”
“试试看。”
秦建国给赵女士发了条信息，委婉提出请求。一小时后，赵女士回复：“母亲说可以，但东西不多，主要是些老照片、信件、证书。你们可以来看看，但不保证有用。”
第二天，他们再次来到顾家。顾秀兰精神状态比昨天好，坐在轮椅上，腿上放着一个铁皮饼干盒。
“就这些了。”她打开盒子，“老宅拆的时候，我只带出这个盒子。里面是外公和父母的一些东西，不值钱，但舍不得丢。”
秦建国小心地接过盒子。里面确实是一些零碎：几张发黄的照片，几封旧信，几本证书，一枚私章，还有一支旧钢笔。
他一一查看。照片是顾静安与家人的合影，有在听雨斋前的，有在中山陵的。信件大多是家书，内容平常。证书是顾静安的学历证明和聘书。私章是寿山石，刻“顾静安印”。钢笔是老式派克笔，笔帽有锈迹。
看起来没有直接相关的东西。但秦建国注意到，盒底垫着一张牛皮纸，纸上有些泛黄的印记，像是曾经包裹过什么。他小心取出牛皮纸，对着光看。
纸上隐约有字迹，是用钢笔写的，但墨迹已经渗透到下一层纸，形成反向的印记，难以辨认。
“这张纸原来包什么的？”他问。
顾秀兰眯眼看了看：“不记得了。可能是包印章的，或者包钢笔的。”
秦建国用手机拍下牛皮纸的正反面，打算回去后用图像处理软件增强。接着，他检查了铁皮盒子本身。盒子是上世纪常见的饼干盒，印着“上海泰康饼干厂”字样，已经锈迹斑斑。
就在他准备合上盒盖时，发现盒盖内衬的纸有些松动。轻轻揭开，下面似乎有东西。
是另一张纸，折得很小，塞在内衬和铁皮之间。
秦建国小心取出。纸很薄，已经脆化，他不敢完全展开，只能轻轻打开一角。上面是毛笔写的字，字很小，但能认出是顾静安的笔迹：
“维明兄托付之图，分藏三处，另有副本半部，存于此盒。然时局危殆，恐有不测，特录其要于此，备万一。全图共标藏点一百零八处，分属江、浙、皖、赣、湘、鄂六省，皆为战时文物紧急转移之所。各点以七星编码，天枢至摇光，对应……”
后面的字被污渍遮盖。但仅仅这些，已经让秦建国心跳加速。
“一百零八处……六省……”林文渊低声惊呼，“规模这么大！”
顾静安继续写：“……维明设计‘七星定位法’，以北斗方位定地理坐标，辅以二十八宿分区，可精确定位。解码需用七曜盘，按特定顺序转动，对应特定时间之星象。吾与维明约定，开盒之钥为……”
又中断了。纸张边缘有烧灼痕迹，像是差点被烧掉。
“开盒之钥为什么？”秦建国问顾秀兰。
老人茫然摇头：“不知道。这张纸……我完全不知道存在。可能是我父亲藏的，或者我母亲。”
“您父母还留下别的文字资料吗？日记、笔记之类的？”
“没有了。运动时烧了很多，剩下的都在这里。”
虽然只有片段，但信息极其珍贵。秦建国用高像素相机拍下纸张的每一寸，包括污损部分，希望后期能处理出更多字迹。
离开前，顾秀兰叫住他：“秦先生。”
“顾老师，您说。”
“如果……如果找到那些东西，请好好保护。外公他们那时候，真的不容易。”
“我会的。我保证。”
回到住处，秦建国立即处理照片。用软件增强对比度，调整色阶，尝试读取污损部分的字迹。经过几个小时的努力，部分文字显现出来：
“……开盒之钥为‘七转星移见真章’，此非虚言。需于甲子年夏至夜，以七曜盘对北辰，得七位密码，依次转动盒上莲瓣，方得开启。盒藏于……”
后面的字完全无法辨认。但关键信息已经足够：开盒需要七曜盘、特定时间（甲子年夏至夜），以及“转动盒上莲瓣”。紫檀木盒的莲花雕刻果然是机关的一部分。
“甲子年夏至……下一个甲子年是2044年，还有二十多年。”林文渊皱眉，“等不了那么久。”
“但也可以计算之前的甲子年。最近的是1984年，再之前是1924年。周维明设计机关的年代，最近的甲子年是1924年和1984年。1924年太早，那时他还没开始这个系统。所以很可能是指1984年。”
“1984年夏至，盒子里如果有东西，应该在那时或之后被打开过？”
“不一定。开盒需要七曜盘，而七曜盘在南京图书馆密室，1984年时还没被发现。所以可能至今没人打开过。”
“但开盒方法需要‘以七曜盘对北辰，得七位密码’。这需要实际观测，计算不出来吗？”
秦建国思考：“可以尝试计算。1984年夏至夜，在南京观测北斗七星相对于北极星的位置，用七曜盘模拟，应该能得到七个方位角或角度。这些数据就是密码。”
“但七曜盘怎么转动？我们不知道初始位置和转动顺序。”
“周维明笔记本里可能有说明。”
他们翻查笔记本。在关于七曜盘的部分，周维明详细记录了盘的设计原理和基本用法，但没有具体说明如何用于开锁。不过，有一页画着七曜盘与一个盒子的对应图，盒子上有七个点，排列如北斗。
“盒上莲瓣……莲瓣是七个？”秦建国仔细观察图纸。盒子上确实有七个凸起，像是花瓣，排列成北斗七星形状。
“所以需要将七曜盘的七个点转到特定位置，对应的七个莲瓣也要按相同顺序转动或按压。”
“但七曜盘的密码需要观测，我们无法回到1984年夏至夜实际观测。”
“可以用天文软件模拟。”
秦建国打开专业天文软件，输入南京坐标，时间设为1984年6月21日（夏至）20:00-24:00。软件显示那晚的星空，北斗七星在天空中的位置随时间变化。
他记录下每个整点时北斗七星的方位角和高度角。然后，将七曜盘放在桌上，尝试调整七个点的位置，使其与软件中某个时刻的北斗位置对应。
“但哪个时刻是正确的？子时？丑时？还是具体到分秒？”
“顾静安的笔记说‘夏至夜’，可能是指整个夜晚，也可能有具体时间。周维明喜欢用特定时辰，比如子时、午时。”
他们注意到，在七曜盘图纸旁边，有一行小字：“斗柄指南，天下皆夏。”
“夏至时，北斗斗柄指南。在南京，夏至夜什么时候斗柄指南？”
软件模拟显示，1984年夏至夜，北斗斗柄在22:30左右指向正南（方位角180度）。那时北斗七星整体高度较低，在北方低空。
“这个时刻可能很关键。”秦建国将七曜盘调整到22:30的位置。七个点的方位角和高度角都记录下来，转化为数字。
但如何将星空位置转化为盒子的开锁密码？盒子上是七个莲瓣，可能需要转动特定的角度，或者按压特定的次数。
他们尝试各种转换方法：将角度取整，除以固定数值，取余数……都不对。
工作到深夜，进展甚微。秦建国决定换个思路：不直接破解密码，而是先找到盒子。
如果盒子还在，也许能通过物理检查发现线索。但盒子在哪里？
顾静安笔记说“盒藏于……”，后面字迹缺失。可能藏在听雨斋某处，但老宅已拆。可能在拆迁时被处理掉，也可能被顾家人带走，但顾秀兰不知道。
还有一种可能：顾静安将盒子交给了信任的人，或者藏在了别处。
秦建国重新阅读顾静安笔记的开头：“维明兄托付之图，分藏三处，另有副本半部，存于此盒。然时局危殆，恐有不测，特录其要于此，备万一。”
“备万一”——以防万一。顾静安预感到危险，所以记录了关键信息，藏在铁皮盒里。那么，紫檀木盒本身，他可能也做了防备，不会放在容易找到的地方。
“如果顾静安是谨慎的人，他可能将盒子存在银行保险箱，或者埋在地下，或者交给第三方保管。”林文渊推测。
“第三方……会是谁？他信任的人。”
他们再次查看周秉谦父亲通讯录上的名字。除了已经故去或离开的，可能还有人在南京，或者他们的后代在。
“陈树人，中央大学教授，1945年病故。沈墨轩，古玩商，1947年去香港。王守真，图书馆馆员，1948年迁台……”秦建国一个个排除，“都不在南京了。”
“但他们的家人、学生、朋友可能还在。”
范围太大，无从下手。秦建国感到疲惫。每次觉得接近，线索就断掉。这就是文物保护工作的常态：在历史的碎片中寻找碎片，拼凑出可能永远无法完整的图案。
夜深了，秦建国走到阳台。南京的夏夜闷热，远处城市灯火辉煌。八十年前，这座城市曾在战火中呻吟，也曾在黑暗中有点点星火——那些保护文明火种的人们。
周维明、顾静安、石城匠人、秦淮布衣、钟山居士……他们大多数没有被历史记住名字，但他们的努力留下了痕迹。
他想起顾秀兰的话：“外公他们那时候，真的不容易。”
确实不容易。而在今天，寻找他们的痕迹，也同样不容易。
手机震动，是安庆文物局发来的消息。他们对水文站地下砖室的研究有了新发现：在砖室墙壁上，发现了更多的刻字，之前被苔藓遮盖。清理后，可见是周维明留下的又一段话：
“后世至此者，当已知余志。文物之藏，非为私己，而为文明。然藏之久矣，或忘其所在，或失其意义。故余设此系统，非为难后人，而为训后人：文明之传承，需智慧，需耐心，更需敬畏。得物易，得意难。愿得此物者，亦得其意。维明，民国二十九年夏。”
“得物易，得意难。”秦建国默念这句话。
周维明在意的不是文物本身，而是文物所承载的文明精神，以及保护这种精神的方法和智慧。他设计这个复杂的系统，不仅是为了隐藏文物，更是为了训练后人——让后来者在寻找的过程中，学会观察、思考、解密，理解文明传承的艰难与珍贵。
所以，即使找不到完整的《文脉暗线图》，即使有些文物永远无法重见天日，这个过程本身已经有了意义。他们这些后来者，在寻找中，已经触碰到了那个时代的精神。
但这不意味着放弃寻找。相反，理解了这个意义，寻找变得更加重要——不仅为物，更为意。
第二天，秦建国做出了决定：将目前所有发现系统整理，形成完整报告，提交给文物部门。同时，继续寻找紫檀木盒，但调整策略——不再急于求成，而是将其作为一个长期研究课题。
他联系了南京大学历史系、南京博物院、南京市文物局，提议成立“民国时期文物保护网络研究”课题组，系统研究抗战时期民间文物保护力量的活动。这个提议得到了积极响应。
课题组第一次会议上，秦建国展示了所有发现：周维明的笔记本、七曜铜盘、三辰仪、两份残图、顾静安笔记片段，以及天津文物的符号系统。专家们震惊于这个系统的完整性和精密性。
“这不仅是文物发现，更是历史发现。”一位老教授激动地说，“我们以前对抗战时期文物保护的了解，主要限于官方组织的故宫文物南迁。但这个民间网络的存在，说明当时有一大批知识分子和普通人在默默保护文化遗产。他们的故事应该被写入历史。”
会议决定，课题组从几个方向开展工作：
一、文献研究：收集整理民国时期相关人物的日记、信件、回忆录，寻找更多关于这个网络的记载。
二、口述历史：寻找可能存世的知情者或后代，录制口述历史。
三、实地探查：在充分研究和准备的基础上，对名录中的藏点进行科学考古探查。
四、技术研究：深入研究周维明的编码和定位系统，尝试破解其原理。
五、公众教育：将研究成果转化为展览、书籍、纪录片，让公众了解这段历史。
秦建国负责技术研究和部分实地探查。林文渊负责文献研究和口述历史。其他人各有分工。
课题组的工作有条不紊地展开。两周后，第一个实质性突破出现了。
林文渊在南京图书馆的旧档案中，发现了一份1940年的《南京文化界同仁救济困难同人募捐清单》，上面有顾静安、周维明的名字，还有其他一些文化界人士。清单末尾有一行备注：“以上款项部分用于文物转移保护之需。”
这份文件证实了当时南京文化界确实有组织地进行文物保护，而且有资金支持。
与此同时，秦建国对七曜盘的研究有了进展。他请了一位机械工程专家，对七曜盘进行ct扫描，发现内部有复杂的齿轮结构。当七个点转到特定位置时，内部齿轮会带动一个隐藏的指针，指向盘边缘的一个刻度。
“这个刻度可能是密码的一部分。”工程专家说，“但需要知道七个点的正确位置，才能让指针指向正确刻度。”
“刻度是什么？”
“盘边缘有360个刻度，每度一格。但有些刻度旁有小点，可能是标记。”
秦建国数了那些带小点的刻度，共七个，不均匀分布。他将这七个刻度的度数记下：45、87、132、178、225、269、310。
这些数字有什么意义？角度？方位？还是密码？
他尝试将这些数字对应到盒子的七个莲瓣。如果每个莲瓣可以转动，转动角度对应这些数字，但莲瓣怎么可能转动三百多度？
“可能不是转动角度，而是转动次数。比如，第一个莲瓣转45下，但这也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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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数字需要转换。除以某个数，取余数。”
他们尝试各种转换。取余数时，得到：9、15、24、34、9、17、22。这些数字在1-36之间，可能对应某种编码。
但没有更多线索，无法验证。
就在研究陷入僵局时，一个意外转机出现了。
顾秀兰的女儿赵女士打来电话，声音激动：“秦先生，我母亲昨晚突然想起一件事。她说，外公去世前，曾交给她一个小布包，让她收好，但不要打开。后来时局变化，她把布包藏在了老宅的墙洞里。老宅拆的时候，她忘了取出来。”
“墙洞？什么位置？”
“母亲说，在她小时候的卧室，床头后面的墙上，有一块砖是松动的，可以取下。布包就藏在那后面。”
“但老宅已经拆了……”
“是，但母亲说，拆房子的时候，那块砖可能被当成普通砖处理了。如果是青砖，可能被建筑商回收再利用，也可能当建筑垃圾填埋了。”
希望渺茫，但终究是一线希望。秦建国详细询问了砖的特征：标准青砖，但有一面刻着一朵莲花，很小，不仔细看看不出。
“刻莲花的青砖……如果被回收，可能用在其他建筑上。但南京这么大，怎么找一块砖？”
“我也知道很难。但母亲想起来了，我觉得应该告诉你们。”
“谢谢您。我们会留意。”
挂断电话，秦建国对林文渊苦笑：“一块刻莲花的青砖，在南京城里，可能在任何一堵墙上，或者在地下。这比大海捞针还难。”
“但至少知道砖的特征。我们可以发个寻物启事，或者联系建筑回收企业问问。”
“试试看吧。”
他们在网上发布了寻物信息，联系了几家建筑回收公司，但都没有结果。一块砖太不起眼了，没人会注意。
就在他们几乎放弃时，一个建筑工人打来电话。他说在江宁区一个老小区翻修时，看到过刻花的砖，但不记得是不是莲花。
他们立即赶到那个小区。工人带他们到一堆旧砖前，是拆下来的老青砖。他们一块块翻找，找了两个多小时，终于找到了一块刻花的砖。
但不是莲花，是梅花。
失望。但也证实了，老砖上刻花是有的，可能不止一块。
“也许可以问问古建筑修复的师傅，他们可能见过。”林文渊提议。
他们联系了南京古建筑修复的几位老师傅。其中一位姓孙的师傅说，他确实见过刻莲花的青砖，而且不止一块。
“大概七八年前，我在夫子庙附近修复一堵老墙，用的就是回收的老砖。有些砖上有刻花，各式各样。我记得有莲花、梅花、竹子、兰花，好像是‘四君子’加莲花。”
“那些砖哪里来的？”
“从拆迁工地收的。当时夫子庙附近拆了一片老房子，砖还不错，我们就回收利用了。”
“您还记得具体是哪堵墙吗？”
“记得，就在夫子庙美食街后面，有段围墙用的就是那些砖。但不知道现在还在不在，那一带经常整修。”
他们立即赶到夫子庙。美食街后面确实有一段老式围墙，青砖砌成，看起来有些年头了。两人沿着围墙仔细查看每一块砖。
围墙长约五十米，高两米，至少有几千块砖。他们从一头开始，一块块检查。时值盛夏，烈日当空，不一会儿就汗流浃背。
检查了一个多小时，看了几百块砖，没有发现刻花的。就在准备休息时，林文渊低呼一声：“这里！”
一块砖的侧面，隐约可见刻痕。拂去灰尘，是一朵莲花，线条简洁，但清晰可辨。
“是这块！”秦建国心跳加速。莲花刻痕的位置、大小，与赵女士描述的一致。
但砖在墙上，是围墙的一部分，不能随意拆下。他们联系了夫子庙景区管理处，说明情况。管理处很配合，派了工人小心取下那块砖。
砖背后果然有空洞，但里面是空的，没有布包。
“可能布包已经腐烂，或者被人取走了。”工人说。
秦建国仔细检查空洞。洞不大，深约十厘米，内壁光滑。他用手电照，发现洞底似乎有东西。用镊子小心夹出，是一小块已经碳化的布片，以及一个金属环。
布片一碰就碎，无法辨认原貌。金属环是铜的，直径约两厘米，有锈蚀，但能看出原本是钥匙环之类的东西。
“布包可能腐烂了，里面的东西……”林文渊叹息。
但秦建国注意到，金属环上似乎有字。用放大镜看，是极小的英文：kts。
kts？什么意思？缩写？
“顾静安的英文名？或者盒子的品牌？”
“民国时期有些高端物品用英文标记。kts可能是制造商，也可能是订制标记。”
他们将砖和金属环带回实验室。金属环经过清理，发现内侧还有更小的字：“no07”。
“07号……这是第七个？还是顺序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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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建国忽然想到，七曜盘的七个点，紫檀木盒的七个莲瓣。这个“07”可能对应第七个莲瓣，或者第七个密码。
“如果这是钥匙环，那应该有钥匙。但钥匙不见了。”
“可能和布包一起腐烂了，或者被取走了。”
但为什么只有钥匙环？钥匙呢？
秦建国再次检查砖洞。这次，他用内窥镜伸入洞内，仔细观察每个角落。在洞的顶部，发现了一个缝隙。用细铁丝探入，碰到了硬物。
小心扩大缝隙，取出一个用油纸包裹的小包。油纸保存完好，里面是一把黄铜钥匙，形状果然像一根针，长约五厘米，一端有齿，另一端是个小环，正好能穿过那个金属环。
钥匙上刻着三个字：“听雨斋”。
“是开紫檀木盒的钥匙！”林文渊激动。
“但盒子在哪里？”
钥匙找到了，盒子仍无踪影。不过，钥匙本身可能提供线索。秦建国仔细观察。钥匙的齿很特殊，不是常见的锯齿状，而是七个不同高度的凸起，排列不规则。
“这七个齿的高度，可能就是密码。”他用游标卡尺测量每个齿的高度，精确到01毫米：32、51、28、46、39、53、25。
这些数字有什么规律？他尝试各种组合和转换。当把这些数字乘以10，得到32、51、28、46、39、53、25。这些数字在25-53之间，没有明显规律。
“也许要结合七曜盘的七个刻度。”林文渊提醒。
秦建国将之前从七曜盘得到的七个度数：45、87、132、178、225、269、310，与钥匙齿高数据对比。没有直接对应。
“或者，钥匙齿高是转动莲瓣的圈数或角度？”
“但最大的齿高53毫米，最小的25毫米，差一倍多。如果对应转动角度，比例不对。”
他们尝试了一下午，各种组合都不对。钥匙在手，却不知道锁在哪里，也不知道开法。
晚上，秦建国在实验室里，将钥匙放在显微镜下观察。在50倍放大下，他看到钥匙齿侧面有极细的刻痕，像是刻度。每个齿的刻痕数量不同：第一个齿3道，第二个5道，第三个2道，第四个4道，第五个3道，第六个5道，第七个2道。
——这个数字序列有点眼熟。秦建国翻看笔记，他在周维明笔记本的某一页见过类似的数字，当时以为是页码或编号。
找到那一页，确实有一行数字：，旁边写着“备用序列”。
“这是开锁序列！”秦建国恍然大悟，“钥匙齿上的刻痕数量，表示每个莲瓣需要转动的‘步数’或‘档位’。但往哪个方向转？转动后需要按压吗？”
笔记本没有更多说明。但既然钥匙已经找到，也许盒子不远了。
他再次联系赵女士，告知钥匙的发现，询问顾秀兰是否想起盒子可能的去向。赵女士说，母亲这几天一直在努力回忆，但想不起更多了。
“不过，母亲说，外公晚年常去鸡鸣寺，和一位僧人下棋。也许那位僧人知道什么。”
“僧人法号知道吗？”
“母亲不记得了，只说是一位老和尚，外公叫他‘明师父’。”
鸡鸣寺的僧人，法号“明”字辈的。秦建国想到之前帮助他们的明远法师。他立即联系鸡鸣寺，询问明远法师是否知道一位与顾静安交往的“明师父”。
明远法师回复：“寺里‘明’字辈的老法师，大多已经圆寂。我师父明觉法师，如果还在世，应该一百多岁了。他确实喜欢下棋，但我不知道是否与顾居士有交往。师父是2005年圆寂的。”
“明觉法师有没有留下什么物品？或者，他有没有提起过顾居士？”
“师父的遗物都由寺里保管。我可以带你们看看，但不一定有相关的东西。”
第二天，他们来到鸡鸣寺。明远法师带他们到藏经阁旁的一个小房间，里面放着几位已故高僧的遗物，分箱存放。
明觉法师的遗物不多：几件袈裟，一串念珠，几本经书，一些信件，还有一副围棋。
秦建国小心翻看信件。大多是与其他僧人的通信，内容多为佛法讨论。但在箱底，他发现了一个信封，没有邮票，没有地址，只写着“明觉师兄亲启”，落款“静安”。
是顾静安写给明觉法师的信！
信很短，用毛笔写道：
“明觉师兄慧鉴：时局日危，心神不宁。所托之物，已妥为安置，然心中惴惴，恐有负所托。今将钥匙藏于旧处，若他日有需，可寻之。吾已老，世事难料，唯愿佛法常住，文明不灭。弟静安合十，民国三十七年秋。”
“所托之物”——很可能就是紫檀木盒！
“钥匙藏于旧处”——就是他们找到钥匙的砖洞。
那么盒子呢？明觉法师保管了盒子？
秦建国问明远法师：“明觉法师有没有留下一个木盒子？紫檀木的，雕莲花。”
明远法师思索良久：“师父的遗物都在这里了，没有木盒子。不过……我想起来了，师父圆寂前，曾交代一件事。他说，如果有一天，有人来问顾居士的事，就告诉他：‘东西在它该在的地方’。”
“该在的地方？是哪里？”
“师父没说。我问过，师父只是微笑，说‘有缘自会找到’。”
又是玄机。秦建国有些无奈。这些前辈们似乎都喜欢打哑谜。
“明觉法师还说了什么吗？”
“师父说，顾居士晚年常来寺里，不是为下棋，是为静心。他说，看着寺里的古树、古塔，能感到时间的厚重。文物和古树一样，都是时间的见证，都需要守护。”
秦建国默然。顾静安将盒子托付给明觉法师，法师又将其藏在“该在的地方”。会是哪里？寺里？还是别处？
他们在鸡鸣寺里走了一圈。寺庙依山而建，殿宇庄严，古木参天。能藏盒子的地方太多了：殿内、塔内、树下、洞里……
“如果明觉法师要藏一个重要的盒子，会藏在哪里？”林文渊问。
“一个安全、干燥、隐蔽，但又能被有缘人找到的地方。”秦建国思索，“而且，他可能留下线索，但不是明显的线索。”
他们再次检查明觉法师的遗物。这次，秦建国注意到那副围棋。棋子是云子，棋盘是木制的，已经很旧。他拿起棋盘，发现底部似乎有夹层。
小心打开，棋盘是空心的，里面有一张折叠的纸。纸上画着一幅简图：鸡鸣寺的平面图，在药师佛塔的位置画了一个圈，旁边写着一个字：“藏”。
“在塔里！”
药师佛塔是鸡鸣寺的标志性建筑，七层八面，可以登临。但他们来到塔下时，发现塔门锁着，不对外开放。
明远法师说：“塔是古建筑，出于保护，平时不开放。但如果有必要，我可以申请开门。”
办理手续需要时间。等待期间，秦建国研究塔的结构图。塔内中空，有楼梯盘旋而上。每层有佛龛，供奉佛像。“该在的地方”会是哪一层？
明觉法师留下的图纸没有标注具体层数。但结合周维明的“七”系统，可能在第七层，或者与“七”有关的位置。
两天后，手续办好。明远法师带着他们和一位文保专家，打开塔门，进入塔内。
塔内光线昏暗，空气中弥漫着陈旧的木头和香火味。他们从一层开始检查。墙壁是砖砌，地面铺石板，佛龛是石雕。仔细检查每一处可能藏东西的地方：佛龛后、石板下、墙壁中……
从一层到六层，没有发现。来到第七层，空间较小，只有一尊药师佛铜像。他们检查了佛龛周围，仍然没有。
“难道不在塔里？或者已经被取走了？”林文渊疑惑。
秦建国站在第七层的窗口，向外望去。南京城尽收眼底。他忽然想到，明觉法师说“东西在它该在的地方”，也许不是字面意义上的“藏”，而是“放置”在适合的地方。
盒子可能不在隐蔽处，而是在明显处，只是他们没想到。
他重新打量第七层。除了佛像，只有几个蒲团，一个香案，一盏长明灯。陈设简单。
他的目光落在长明灯上。那是一盏铜灯，造型古朴，灯座是莲花形状。莲花……
秦建国走过去，仔细观察灯座。莲花座有七层花瓣，每层花瓣都可以轻微转动。他尝试转动，但花瓣固定得很紧。
“钥匙！”他想起那把针状钥匙。
取出钥匙，他尝试将钥匙插入花瓣的缝隙。在第三层花瓣的基部，有一个极小的孔，钥匙正好插入。
轻轻转动钥匙，感觉内部有机关。转动一圈，听到轻微的“咔”声。接着，整个灯座的上半部分松动了。
小心取下灯座的上盖，里面是一个空腔，放着一个紫檀木盒，雕莲花图案，与描述一致。
“找到了！”林文渊低呼。
秦建国小心取出盒子。盒子不大，但很重，紫檀木的质感温润，雕刻精美。七个莲瓣均匀分布在盒盖上，每个莲瓣中心有一个小孔。
盒子的正面有一个锁孔，很细小，正是钥匙孔。
秦建国用钥匙插入锁孔。轻轻转动，感觉内部有七道机关依次被触动。转到第七下时，听到清晰的“咔哒”声，盒盖弹开一条缝。
他没有立即打开，而是先拍照记录。然后，戴上手套，轻轻掀开盒盖。
盒内衬着绸缎，已经褪色。里面是两样东西：一卷图纸，一封信。
图纸就是《文脉暗线图》的副本半部。展开后，可以看到上面绘制着从南京向东、向南的路线，通往上海、浙江、福建方向。图上标注了数十个藏点，每个都有七星编码。
信是周维明写给顾静安的：
“静安兄如晤：此图为文脉暗线之半部，记录东南方向之转移路线与藏点。另半部在余处，合之方为全图。然时局危殆，恐难周全，故留副本于兄处，备万一。开盒之法，已告知兄。若后世有缘得之，当知吾辈苦心。文物之存，文明之续，尽在此中。维明，民国二十九年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