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月下旬，江夏、汉阳两县的赋税征收工作顺利完成。
武昌府知府郭崐焘、汉阳府知府王大雷，江夏、汉阳两县主要的地方官，连同廉察司、审计司的官吏来到北王府大殿向彭刚汇报了江夏、汉阳两县的赋税征收情况。
或许是江夏、汉阳两县就在眼皮子底下，盯得紧的缘故。
抑或许是江夏、汉阳两县的官吏经过精挑细选，道德素质较高，也可能是江夏、汉阳两县广西、湖南的老军属多的原因。
江夏、汉阳两县征收赋税过程中，并未发生贪墨事件，至少廉察司、审计司、圣库三方都没有发现有贪墨之事发生。
彭刚沿用的是清朝的赋税制度，只是在其基础上略微进行改进，以复式记帐法取代了从唐宋沿用至清的四柱清册法（单式记帐法），并设立了独立的审计部门，专司审计。
毕竟眼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并未发生变革，彭刚不可能，也没必要推倒原来的赋税制度，创建一套新的赋税体制。
沿用传统的赋税制度是最为现实，也是最高效的选择。
清代的赋税主体是田赋（土地税）和丁银（人头税）。
在雍正朝推行摊丁入亩政策之后，全国的丁银基本上都摊入了田赋中，合并征收，称之为“地丁银”。这是地方政府上缴中央的主要税收。
除了地丁银之外，还有一系列附加税和杂税。
主要为在征收银两时，以弥补溶铸损耗为名加征的附加税，名曰耗羡归公。
当然，这只是名义上的，清廷火耗归公，地方官的养廉银大部分来源于耗羡，故于耗羡部分征的特别狠，常实征2050。毕竟养廉银是他们的合法收入。
火耗归公与养廉银制度也是在雍正正式推行并制度化的。
成色不一的散碎银两不仅不利于赋税的征收，也不利于商贸，其中的操作空间也很大。
耗羡这一附加税彭刚打算在采购的铸币机到货，成立铸币厂后，铸造发行贵金属铸币，进而逐步取消耗羡。
另一个很重要的附加税便是漕粮了。
湖北是重要的漕粮省份，需要向京师运送粮食。这部分税收以实物（米、
麦）为主，有时也会折成银两征收，称为漕折。
原来的漕粮（漕折）彭刚是以军粮的名义进行征收。
最后便是商税、牙税、当税、契税之类的杂税了。
这一部分，汉口、武昌、汉阳三城由汉口税务局专门负责征收，其他地方由地方官府负责征收。
其中缘由自然是三镇四关商贸发达，商贸之利丰厚，尤其是汉口。
值得彭刚单独设立一个独立的税务部门，将武汉三镇的商税牢牢攥在自己中央手里。
听说最近九江的商贸也发展得不错，彭刚正准备在九江也设立税务局，专门负责征收九江的杂税。
根据呈递上来的帐册，江夏县最终征收上来的地丁正银、耗羡、杂税合计为五万六千七百六十二两八钱白银（含军折），军粮正米一万四千五百八十二石。
汉阳县最终征收上来的地丁正银、耗羡、杂税合计为七万五千八百七十二两八钱白银（含军折），军粮正米一万九千五百八十二石。
彭刚身侧的彭毅看到这个数字，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凉气：“江夏，汉阳两县虽是湖北数一数二的富县，可咱们收上来的地丁、耗羡、杂税已经是清廷道光年间时的两倍之多，还没有积欠，两县老百姓的负担会不会太重了？”
“回国宗，我们只是正额比清廷高，无浮收、勒折、规费之弊，更无摊派，两县百姓的负担反而比以前轻了。”武昌府知府郭崐焘回答说道。
郭家乃湘阴县数一数二的缙绅之家，郭崐焘自然清楚其中的猫腻。
清廷正额虽然低，不过地方官员和胥吏集团以种种名目实际盘剥所得，往往是正额的两三倍甚至更高。就这还没算上临时的额外摊派。
北殿正额虽高，但北殿官吏是通过农会直接下乡征的赋税，没有地方缙绅胥吏从中作梗牟利，江夏、汉阳百姓实际上承担的赋税反而要比清廷统治时要低。
老百姓怕的从来不是明文规定的正额，而是难以预料，远超正额的苛捐摊派。
彭刚盯着帐册上的数字心算了一番，北殿现行的财政体制是从县一级的行政单位开始财政分流。
百分之二十的赋税留存于县，百分之十五的赋税留存于府，剩下的部分起运武昌中枢。
这么一算，江夏、汉阳两县征收到武昌中枢的赋税还不够给三分之一的常备部队发一年的粮饷。
看来想要依靠赋税复盖现有的军饷开支，至少需要等到武昌、汉阳、黄州、
岳州四府全部开始征收赋税。
见大殿内的这群官员眼巴巴地盯着自己。
彭刚的思绪又落回到了眼前这批官吏身上。
郭崐焘说的没错，北殿的正额虽高，但剔除了中间层层盘剥，百姓的实际负担反而减轻了。
而能做到这一点，靠的是农会、以及这批被选拔出来的、大多还带着理想和热血的年轻官吏，和海瑛、庞公照带领的廉察司、审计司的监督。
彭刚手下的这些官吏，薪俸为清朝同级别官员的三倍。
以知县为例，清廷知县的年俸为四十五两白银，俸米约二十二石五斗，北殿的知县年俸为白银一百五十两，米三十六石。
但清廷知县合法收入中最大头养廉银被彭刚给砍了，故而北殿知县的实际合法收入要比清廷官员的合法收入低。
好在彭刚设立了科官，将原来由地方胥吏把持的六房正式纳入了官僚系统，知县不必再自掏腰包，花费巨额代价豢养一个庞大的幕宾团队。
寄望于只靠理想、热血和严刑峻法来长期维持一套既高效又廉洁的官僚系统是不现实的。
高效廉洁的官僚体系，离不开合理的薪酬激励。
想让官吏们保持清廉，短期内可以靠信念，长期只靠信念无疑是饮鸩止渴，不是所有人都会以圣人般的道德标准来约束自己。
念及于此，彭刚抬起头，目光扫过面前躬敬站立、等待指示的郭崐焘、王大雷、海瑛、庞公照等人。
“此次江夏、汉阳两县赋税征收顺利完成，帐目明晰，未见贪渎，此乃大功一件，我心甚慰。诸位督导有方，两县官吏执行得力，皆应嘉奖。”
转向彭毅、庞公照，交代说道：“阿毅，从此次起运武昌的税款中，拨出百分之五，交由审计司的庞审计使作为两县官吏的年终奖金。
庞审计使，这笔钱由你审计司负责，会同廉察司海廉察使，根据此次征税过程中各级官吏的考绩、勤勉程度以及所在岗位之工作繁简，拟定一个分配章程，务求公充。将这笔奖金尽快足额发放到江夏、汉阳两县所有参与此次征税工作的官吏手中，务必让他们在年前拿到，过个好年。”
这番话，如同春风拂过面，让郭崐焘、王大雷、海瑛、庞公照等人顿时心中一暖。
彭刚发的不仅仅是钱，更是对他们工作的认可。
众臣出列，朝彭刚深深一揖：“臣等代江夏、汉阳两县全体官吏，谢殿下厚恩！臣等定将殿下体恤下情、赏罚分明之意，传达至每一位官吏，激励他们日后更加尽心竭力，报效王恩！”
他摆摆手，补充道：“告诉他们，这是他们应得的。清廉勤勉者，我绝不会亏待他们。目下我殿财政困难，我能给他们的暂时只有这些，待我北殿府库进一步充盈，所有恪尽职守的官员，待遇都会逐步改善。”
“是，我马上安排！”
彭毅虽然心疼银子，但也明白这笔钱是应该花的。
如若这百分之五的税款都不愿花，一旦北殿的官僚系统迅速腐化，日后损失的不仅是更多的税款，还有更为宝贵的民心。
散会后，一直一言不发的左宗棠随彭刚来到了西花厅。
左宗棠是太平天国所封赏的丞相中最像丞相的一位。
林凤祥、李开芳、罗大纲等人虽有丞相之名，可实际上他们是武将。
左宗棠不仅名义上的官职是丞相，也是北殿实际意义上的丞相。
左宗棠对北殿的那点家底自然心知肚明。
彭刚搞钱的本事固然很强，圣库里头至今还躺着近五十万两黄金和价值两百三十三万两的银钱，听起来是一笔巨款，足以令常人瞠目结舌。
可架不住彭刚花钱如流水。
七万常备陆军、水师以及遍布各府州县的民兵，粮饷、被服、军械维护、训练损耗的花销是一笔天文数字。
从欧美采买机器设备、军火等物资的尾款尚未结算。
水利设施的修缮、黄州府的以工代赈、武汉三镇等沿江城市码头的改造扩建工程、电报系统的运维。还有要持续投入的各个学堂。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其中每一项都是吞金巨兽。
若是将已定购的机器、军火尾款全部结清，圣库的存银恐怕立刻就要见底，没准还要动用黄金储备。
这还不算圣库必须预留一部分钱粮以备天灾人祸或突发战事。
“殿下，江夏、汉阳两县赋税顺利入库，此事情固然可喜。然诚如殿下所虑，眼下两县之收入，于我殿各项开支而言，仍是杯水车薪。”步入西花厅，左宗棠走到西花厅的沙盘面前，手指精准地点在襄樊、南阳的位置上。
“如今襄樊已定，南阳的战事也完成了扫尾，我军在北面、西北面已站稳脚跟，豫南清军新挫，短期内无力南顾。我们在这个方向已经没什么可顾虑的了。
即便北方军未能撑过这个冬天，北方清军南下，我们也有足够的时间反应。”
“先生之意是南下打长沙？”彭刚摘下斗篷丢给一旁的黄大彪，撸起袖子说道。
其实作为一个割据一省之地的政权，北殿目前财政算不上窘迫。
近五十万两的黄金按照当前一比十五左右的金银比价折合白银就是七百多万两的白银。
只是彭刚要做的事情太多，尤其是要搞工业这种前期投入巨大的项目，这才显得财政捉襟见肘。
左宗棠重重地点了点头：“目下破局之关键，在于南征长沙。长沙乃湖南之心脏，湘江之枢钮，其富庶甲于湖南，城内官仓、藩库充盈，更兼商贾云集，缙绅大户积聚百年之财富，不可胜计。
若能攻克长沙，清算那些顽抗之官绅大户，所获之资，保守估计足以支撑我们两年军政之需。此乃速解我财政燃眉之急的不二法门。”
以前不打长沙，固然有长沙城坚兵众，长沙军民抵抗意志强，长沙当局的官员确实有两把刷子的客观因素在。
北殿以湖北为基，四面受敌，又搞土改，内外交困，能向长沙方向投射的军事力量有限也是很重要的原因。
西征之时没有顺势攻打长沙而是退而求次，驻军岳麓山、水陆洲监视、袭扰长沙清军便是考虑到当时能抽调出的机动兵力还不足以实现对长沙城的合围。
如今北面的隐忧解决了，有了足够的战略纵深。
西征、襄樊、南阳三战也起到了震慑安徽、江西两省清军的效果。安徽、江西两省的清军暂无西犯武汉三镇的迹象。
已经完成土改的府，也练起了民兵，兵力方面也不再是问题。
左宗棠觉得现在打长沙的时机已经成熟了。
打下长沙不仅能彻底拔除长沙这个眼中钉，实现全据湖湘的战略意图，长沙的钱粮财富也能缓解北殿的财政问题，一举两得。
彭刚的目光随着左宗棠的手指落在长沙上，眼中精光闪动。左宗棠所言深合他意。
“先生所言，正合我意。”彭刚的手指先点在长沙上，然后向东南移动，落在了湘赣交界处的一个关键点上。
“插岭关乃湘赣陆路咽喉，我欲关门打狗，彻底切断长沙清军与江西援军的陆上联系，使长沙成为一座孤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