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白厅，内务部的官署从来都不是以气派取胜的。
马车驶过石板路的声音在街道上回响，卫兵的脚步声在远处交错，甚至偶尔还能听见从唐宁街方向传来的交谈。
然而一旦踏入那扇并不起眼的木门，所有声音便象是被厚重的墙体吸收了一般，陷入了沉静、肃穆的压抑氛围。
这里没有宽阔的前厅，也没有任何象征权威的装饰。狭长的走廊沿着旧建筑不规则地延伸，地毯在靠近门口的地方已经被磨出了浅浅的痕迹，显然每日都有大量内务部的下属官员从此经过。高窗透进来的光线并不充足，只够让人看清脚下与墙边的门牌，却不足以照亮整个空间。
相较于亚瑟刚认识他的时候，乍得威克这些年明显苍老了许多。
还记得二人初识，是在1830年，那时候的乍得威克刚刚年满30岁，作为伦敦内殿律师会馆的毕业生，他赶在31岁生日到来前，正式取得了出庭律师资格。
而比他小十岁的亚瑟，此时仍然挣扎于温饱在线，是个成天混迹于伦敦街头的小警官。
而身为边沁秘书的乍得威克，也在格雷内阁上台后，出任大法官布鲁厄姆勋爵的私人秘书。而到了1832年议会改革后，他更是以激进派代表的身份被辉格政府任命为济贫法委员会秘书，负责调查济贫法实施情况，并起草了那份为《新济贫法》铺平道路的《关于英格兰与威尔士济贫法运行情况的调查报告》。
总的来说，亚瑟与乍得威克作为边沁的追随者，二人平时在工作中的配合还算默契。
尤其是当年霍乱肆虐不列颠时，为了能够尽快压制疫情，乍得威克不惜在大法官厅替警务部门的诸多越权行为做了相当程度的辩护。甚至，在大法官布鲁厄姆勋爵都认为苏格兰场搞得有点过火的时候，乍得威克依然坚定不移地站在了亚瑟那一头。
当然，乍得威克会替亚瑟辩护可不是什么偶然，更不是因为二人存在利益上的牵连。
如果说乍得威克与亚瑟之间存在某种天然的理解，那并非源自私交，而是源自他们对“自由”二字的相同理解。
在他们看来，自由从来不是一种自发状态，而是一种需要被精心设计、严密维护的结果。它不是从人群中自然生长出来的，而是通过制度、纪律与权威被塑造出来的。
如果一言蔽之，那就是：他与亚瑟都是专制的自由主义者。而他们的前辈达拉莫伯爵，在某种程度上也属于他们这一行列。
与之相映射的，布鲁厄姆勋爵则不完全如此。
这位前任大法官无疑是真诚的自由主义者。
他一生都在为扩大公民权利、削弱贵族特权而奋斗，对言论自由、议会权威与司法独立抱有近乎本能的尊重。然而，与乍得威克和亚瑟不同，布鲁厄姆更愿意相信，自由本身具有某种自我校正的能力。只要制度的门坎被打开，只要旧有的不公被移除，社会终究会在争论与妥协中找到平衡点。
在这个意义上，布鲁厄姆勋爵可以被认为是十八世纪启蒙精神的继承者。
而乍得威克与亚瑟，则更象是十九世纪的产物。
乍得威克没有停下脚步去和任何人寒喧，只是在经过几名低头工作的书记官时略一点头，便径直朝内侧的会议室走去。
那间房间原本是某位前任官员的书房，后来被改作临时会谈之用，窗户正对着白厅的内院，窗帘常年半掩，使得室内始终保持着不随时间变化的光线。
房间的桌上已经放好了两份文档，一杯尚未动过的红茶，以及一只被反复使用、边角略有磨损的文档袋。
在乍得威克到来前，这座官邸的主人已经提前来到了这里等侯。
“请坐吧，乍得威克先生。”
菲利普斯坐下时，没有立刻开口。
他向来不急。
“我想，您应该已经意识到”菲利普斯看着乍得威克落座：“今天的会面，并非例行沟通。”“我当然明白。”乍得威克答得很快：“如果是例行沟通，委员会应当已经收到内务部的书面意见了。”
菲利普斯点了点头：“正是如此。因此，我希望你能理解，我们今天讨论的内容，不会形成任何正式指这句话让乍得威克的眉梢微微动了一下。
“不过”菲利普斯继续说道：“它将会影响接下来几个月内，内务部对地方济贫法执行节奏的态度。”
他说这话时，已经将那摞文档轻轻推到了桌面中央：“这是过去两个月里，由地方警务系统提交的汇总记录。”
乍得威克低头看了一眼文档封面。
没有标题。
只有日期、编号、与部门标识。
菲利普斯接着说道：“这些记录，并未指控济贫法委员会的权限，它们也没有对《新济贫法》的立法目标提出任何质”
乍得威克闻言忍不住站起身道：“那我想不出”
但不等他把话说完，就被菲利普斯礼貌地抬手制止了。
“请允许我把话说完。”
这句话听起来很礼貌，但是如果考虑到这话出自于内务部常务秘书之口，那就不是礼貌，而是警告了。菲利普斯翻开文档，抽出其中一页：“在多个自治市，警力被持续性地部署于济贫院周边。他们所处理的事项，大多并不构成刑事违法，却极有可能造成高度的社会动荡。”
说到这里，菲利普斯抬起头：“乍得威克先生，您和我都清楚，警察可不是为此而设立的。”乍得威克的表情变得严肃起来。
“警察的职责是维持秩序。”菲利普斯起身为他倒了杯茶：“而秩序，恰恰是改革得以推进的前提。因此，内务部希望，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内，济贫法委员会能够在执行层面，适度放缓节奏。”乍得威克没有立刻回答。
他重新坐下，却没有去碰那杯红茶：“放缓节奏？菲利普斯先生，我希望我们至少能对这个词达成一致。您指的是行政程序上的调整，还是执行原则上的让步？”
菲利普斯并没有被乍得威克的这点锋芒触动：“我指的是风险管理，不是原则问题，更不是立法方向的问题，而在不改变法律本身的前提下，避免改革在某些地区以不可控的方式引发危机。”
“危机？”乍得威克的脸色很不好看：“您应该知道我对这个词的看法。凡是触及旧制度的改革，都会被利益相关者描述为危机。但是，如果我们每次一遇到阻力就选择减速，那改革就永远无法落地。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向地方妥协，一次又一次地允许他们以传统、习惯、民意为理由，抵制一套本可以减少长期痛苦的制度。而我们的每一次退让，最终都意味着更多的浪费、更深的依赖！”
乍得威克越说越激动，他显然已经不是第一次因为《济贫法》与内务部争吵了：“我已经不是第一次向您强调了，地方事务之所以一再失控，并不是因为制度本身出了问题，而是因为制度被交给了不具备判断能力的人执行。贫困救济不是一种道德表态，而是一套系统化的制度。它需要的是经过筛选、受过训练、对结果负责的专家，而不是被选票推上来的体面绅士！”
房间里静了片刻。
菲利普斯的语气仍然平静，但明显收紧了：“你应该清楚，你刚才那番话，如果传到下院会闹出什么乱子。”
“我当然清楚。”乍得威克斩钉截铁道：“但这正是问题所在！我们当初之所以推动集中化改革，正是因为地方自治在济贫问题上已经证明了它的失败。短视、懦弱，为了讨好选民标榜自身道德不择手段。这些东西，就是滋生旧济贫法腐败浪费的温床。然而现在，内务部却希望我们照顾地方的不适感，重新打开放水的水管？”
说到这里，已经吵得满脸通红的乍得威克火力全开道：“菲利普斯先生，我必须提醒您一件事！济贫法委员会存在的意义，就是将济贫事务从选票政治中剥离出来，交由训练有素、经过筛选的专业人员处理。恕我直言，我无法接受您放缓执行节奏的要求！”
菲利普斯双手交叠在桌面上，与乍得威克的激动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的情绪几乎看不出半点波动。“乍得威克先生。”他终于开口，语气并不严厉，却明显降低了温度：“我从未否认您对这套制度的理解深度。事实上，在内务部，没有人比我更清楚，《新济贫法》如果不是以您设想的方式执行，最终只会沦为老《济贫法》的变种。”
这句话让乍得威克略微一怔。
“但是”菲利普斯话锋一转：“您似乎始终拒绝承认一件事。”
他抬起眼，直视对方：“我们并不是在讨论一套理想中的制度是否正确，而是在讨论，当这套制度无法以理想方式执行时，政府该如何承担后果。”
乍得威克猛地站起身：“所以您的意思是，只要现实无法完全服从设计，我们就应当修改设计，哪怕这意味着背离初衷？！”
“我的意思是”菲利普斯平静地纠正道：“政府不能因为一位设计者拒绝妥协，就把整个行政体系押上赌桌。”
这句话终于击中了乍得威克。
“您是在指责我个人？”乍得威克怒极反笑：“还是在暗示，济贫法委员会的问题，源自于我不愿意退让？”
菲利普斯没有否认：“我是在提醒您，当一项政策开始反复依赖警察来维持其社会可接受性时，它就已经进入了一个危险阶段。”
乍得威克反驳道：“警察的存在，本就意味着政府有权强制执行其认为必要的秩序。”
菲利普斯摇了摇头：“正是这种看法，让您在政府中变得越来越孤立。”
乍得威克还没来得及继续反驳，会议室外便传来了一阵脚步声。
菲利普斯抬眼看向门口，神情没有任何意外：“看来时间刚刚好。”
门被轻轻敲了两下，随即推开。
亚瑟走了进来。
他今天穿了一身剪裁利落的深色便服外套，帽子已经交给了门外的侍从，手套则被他随手夹在胳肢窝里。
远看上去，亚瑟似乎更象是一位前来参加跨部门磋商的普通文官，而非一位实际掌控着全国警务系统的实权人物。
“菲利普斯先生。”
亚瑟微微点头，语气一如既往地礼貌克制。
直到这时，他才将目光移向房间另一侧。
下一瞬，他的脚步明显顿了一下。
“乍得威克先生？”
显然，他并不知道乍得威克今天也在。
乍得威克同样愣了一下。
他也没有预料到会在这里见到亚瑟。
在短暂的沉默后，他点了点头，算是回应：“亚瑟爵士。”
亚瑟略一思索，便猜测到了菲利普斯这么安排的用意。
要么是这位内务部的常务秘书自忖拿不下乍得威克，毕竞这位济贫法委员会秘书在内务部的文官中可是出了名的难搞，但是偏偏济贫法的执行工作又离不开这位专家的帮助。
因此，至少在眼下这个节骨眼上内阁也没有动他的意思。
要么，就是前段时间亚瑟以私人名义下发地方警务系统的那封信惹了祸。
虽然那封信并没有号召违抗命令，也没有攻击《新济贫法》的合法性，更谈不上鼓动警察脱离政府。站在字面意义上，它甚至完全符合一个高阶警务官员“稳定军心、强调纪律、重申誓言”的职责范围。因此，内务部当然不会因为那封信的内容而感到震怒。
真正让内务部感到不安的，是另一件事一一那封信绕开了他们。
它没有经过内务部备案，也没有通过任何跨部门协调的正式渠道，然而却精准地抵达了地方警务系统的最基层。
更重要的是，它居然奏效了。
站在内务部的立场上，那封信可不止是一封多馀的安抚信那么简单，而是一种未经授权的政治动员，哪怕它披着荣誉、誓言与责任的外衣。
菲利普斯此刻的态度，也正说明了这一点。
他没有当面提起那封信。
这本身就是一种信号。
如果内务部认为那封信已经构成越权，今天的会面就不会如此温和。
如果他们认为那封信无关痛痒，那么以菲利普斯的老辣手段，他绝不会因为“粗心大意”不小心促成了乍得威克与亚瑟在当下这个节骨眼上的会面。
现在的局面，正介于两者之间。
内务部既不准备立刻追究，但也绝不会视而不见。
在菲利普斯看来，那封信并非不可原谅，但它已经暴露了一个危险倾向。警务系统，正在形成一种绕开文官体系的运转框架。而这，恰恰是任何一个文官政府所不能忍受的东西。
“亚瑟爵士，您来的正好。”菲利普斯终于把话题转向了他：“我想，您或许比任何人都更清楚，近几个月来，地方上真正承压的是谁。”
他没有去看乍得威克，而是将目光落在那只旧文档袋上，指尖轻轻点了点封口处：“警务系统的报告写得很克制。既没有抱怨，也没有推诿，只是如实记录了他们每天所面对的情况。”
这话听起来，几乎象是在替警察说情。
“我必须承认。”菲利普斯继续道：“如果没有地方警官在前线保持冷静，很多自治市的局面，恐怕不会象现在这样尚可收拾。”
他说到“尚可收拾”时，语气极轻，但听起来却意味深长。
亚瑟没有接话，只是微微颔首，示意自己在听。
“正因为如此。”菲利普斯自然而然地转了个话锋：“内务部对警务部门目前表现出的专业性，表示高度赞赏。我们很清楚，这种克制本身，就是一种难得的政治资产。”
乍得威克眉头一紧。
“但资产之所以被称为资产”菲利普斯抬起眼：“是因为它需要被妥善使用，而不是被持续消耗。亚瑟爵士，警务系统近年来之所以能在公众眼中维持特殊的信任地位，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它始终被视为，怎么说呢，一支不直接卷入政策博弈的力量。”
他没有说“政治”，而是说“政策博弈”，这是文官的语言。
“如果这种印象发生变化”菲利普斯笑着摇了摇头：“无论变化本身是否合理，后果都会是长期的乍得威克终于忍不住开口，他还以为菲利普斯刚才这番话是对他说的：“您是在暗示，警察的介入，本身就削弱了改革的正当性吗？”
“当然不是，内务部的立场始终如一。”菲利普斯强调道：“我们希望警务系统保持其专业性与独立判断，同时也希望它不要被迫承担超出其制度定位的角色。”
纵然是亚瑟，也不免惊叹于菲利普斯指桑骂槐的功底。
甚至于，他的这些话都已经远远超越指桑骂槐的范畴了。
如果不了解事情的前因后果，兴许别人还会以为菲利普斯是在帮着警务部门向乍得威克施压呢。但是，亚瑟却很清楚，自从他进门以后，菲利普斯从头到尾说的全是怪话，但这位内务部常务秘书强就强在，他的每一句话单拎出来都可以视作对警务部门的支持，但也可以视为对亚瑟越权的不满，甚至他还顺手柄内务部无法继续支持乍得威克的原因顺手甩到了警务部门不愿继续配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