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的五月，本该是阳光和煦、暖风醉人的季节，但一股源自大西洋彼岸的寒流，却悄然席卷了亚平宁半岛的工业心脏。来自美国的电讯，详细报道了芝加哥干草市场广场那场以血腥收场的工人集会，警察的子弹、爆炸的炸弹、无政府主义者的呐喊与被绞死的“烈士”这些词汇如同带着毒刺的种子，落在意大利北方早已干涸的社会土壤上，迅速生根发芽。
都灵、米兰、热那亚。烟囱林立的工厂区上空，弥漫的不仅是煤烟，更是一种躁动不安的气息。芝加哥的事件像是一剂强烈的催化剂，将长久以来积压的不满——微薄的工资、漫长到令人绝望的工作时间、恶劣的安全环境、对童工剥削的漠视——瞬间点燃。
罢工的浪潮，首先从都灵的一家大型机械厂爆发。工人们放下工具，走出车间，聚集在工厂大门外，他们没有挥舞红色的旗帜，口号也相对克制：“八小时工作！面包与尊严！”但这克制的背后，是数以千计沉默而坚定的面孔，是生产线骤然停转带来的巨大经济损失。
消息通过加密电报线传到罗马首相府时，亚历山德罗正在审阅一份关于东非殖民地棉花种植园首年收成的报告。殖民地的“成功”与本土的“动荡”形成了尖锐的讽刺。
“果然还是来了。”亚历山德罗放下报告，脸上没有太多意外，只有一种深沉的审慎。他走到窗前，望着这座古老而正在经历剧烈现代化的城市。他深知，工业化这头巨兽在带来财富和力量的同时，也必然排泄出痛苦的渣滓和愤怒的嘶吼。芝加哥的枪声不过是捅破了最后一层窗户纸。
奎里纳莱宫那间用作核心内阁扩大会议的偏厅内，气氛却比户外的温度更加灼人，仿佛一点即燃。厚重的天鹅绒窗帘半掩着，挡住了部分阳光，却在精致的地毯上投下沉重的阴影。长条会议桌旁，不仅坐着全体内阁成员，还包括了议长马罗尼、几位关键委员会的资深议员，以及两名被紧急召来的经济学和社会学顾问。空气中弥漫着雪茄的烟雾和一种无形的压力。
亚历山德罗坐在主位，面色沉静。“先生们，”亚历山德罗打破了令人窒息的沉默，声音不高，却让所有人都凝神屏息，“从大西洋彼岸传来的枪声，以及我们北方工业区此起彼伏的罢工，都在告诉我们同一个事实：一个幽灵，一个劳工运动的幽灵正在欧洲徘徊。它不会因为我们的无视而消失，反而会因镇压而变得更加危险。”
他目光扫过全场，尤其在几位面色凝重、倾向于强硬路线的部长脸上停留片刻。“我们面临两个选择：一是效仿芝加哥，用警棍和子弹告诉工人谁才是主人。这或许能暂时恢复秩序，但仇恨的种子会深埋地下，等待下一次，也许是更猛烈的爆发。巴黎公社的教训犹在眼前。”
他顿了顿，让话语的重量沉淀下去。“另一个选择，是承认问题的存在，并且引导它。工人们的要求并非全然无理。每天工作十四、五个小时，微薄的薪水难以养家糊口，童工在机器旁耗尽童年这些，难道就是我们工业化必须付出的、不可改变的代价吗？”
“但是，首相阁下。”一位来自北方工业区选区的保守派议员忍不住开口，他代表着工厂主们的焦虑，“如果轻易答应他们的要求，成本会急剧上升，我们的产品将失去竞争力，这会毁了意大利的工业。
“所以我们需要的是‘引导’，而非‘屈服’。”亚历山德罗接过话头，语气斩钉截铁，“乔利蒂，”他看向内政大臣，“你的警察和宪兵，当前的首要任务是维持秩序，隔离极端分子，但绝不允许发生芝加哥那样的流血事件。我们需要的是冷却局势，而不是点燃炸药桶。”
乔利蒂，这位以务实和精明着称的政治家，立刻领会了首长的意图，沉稳点头：“明白，阁下。我已严令各地，保持最大限度克制，驱散为主，逮捕为辅，避免正面冲突。”
“很好。”亚历山德罗目光转向议长和几位法律专家，“接下来，才是治本之策。我们不能只做被动的反应者，我们要成为规则的制定者。我提议，立即启动意大利王国第一部《企业法》和《劳动保护法》的起草与审议工作。”
他抛出了早已深思熟虑的框架。
法定工时：明确规定成年男性工人每日法定工作时间为10小时，严禁违法加班，确需加班必须支付高昂的加班费，让延长工时变得无利可图。
禁止童工：严格禁止企业雇佣14岁以下儿童，违者重罚。
最低工资：设立基于地区和行业的指导性最低工资标准，保障工人基本生活。
安全标准：制定工厂安全生产的基本规范。
此言一出，会议室里像是炸开了锅。保守派议员们脸色更加难看，而一些开明派和中间派则开始交头接耳，权衡利弊。
“这是对私有财产的干涉，是对自由经济的背叛。”保守派议员激动地反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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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任自流的‘自由’，最终会导致革命的‘专政’。”一位支持改革的议员立刻顶了回去，“看看法国，看看现在的美国！”
亚历山德罗任由争论持续了片刻，然后用力敲了敲桌面，压下嘈杂。“先生们，这不是在扼杀工业，而是在拯救它。一个饱受剥削、充满怨恨的工人阶级，是我们工业社会最不稳定的基石。通过立法，我们是在构建一个新的、更稳定的劳资关系框架。这固然会增加一些成本，但换来的是社会和平、劳动力再生产能力的提升，以及”他意味深长地顿了顿，“政府在劳资双方之间，扮演那个不可或缺的、公正的仲裁者角色。”
他最后抛出了决定性的一步棋：“为了表明政府的诚意和推动立法的决心，我将以个人名义，要求科斯塔集团旗下所有企业，在此法案通过之前，就率先执行这些标准。我们将向全国证明，善待工人，与追求利润并不矛盾，甚至可以提升生产效率和企业声誉。”
接下来的几天，意大利的舆论场出现了奇妙的景象。一方面，内政部调派的警察和宪兵有效地隔离了罢工区域，阻止了暴力升级，但也并未强行驱散所有和平示威，紧张中维持着一种脆弱的平衡。
另一方面，科斯塔集团控制的《复兴报》、《风云日报》等媒体，开始大规模、高频率地报道芝加哥事件的惨状，渲染暴力冲突的可怕后果，同时连篇累牍地介绍德国、英国已经开始的一些劳工保护立法，塑造“文明国家”理应如此的观念。
紧接着，科斯塔集团宣布，将在其旗下的都灵机械制造厂、热那亚造船厂等核心企业，率先试行“十小时工作制”、“禁止童工”、“设立最低工资”和“加班补偿”等新规。报道重点突出了工人们从最初的怀疑到欣喜若狂的转变，以及科斯塔集团“勇于承担社会责任”的“领袖风范”。亚历山德罗首相的形象，被巧妙地与“进步”、“远见”、“仁政”联系在一起。
在议会，激烈的辩论仍在继续。但在强大的舆论压力和科斯塔集团的示范效应下，再加上亚历山德罗在幕后对各派势力的娴熟运作和利益交换，反对的声音逐渐被孤立、软化。
最终，经过数轮修改和讨价还价，《企业法》与《劳动保护法》在议会得以通过。虽然最终版本在某些条款上有所妥协（如最低工资标准更具弹性，执法监督机制尚待完善），但其核心原则得以确立。
当亚历山德罗在法案上签下自己名字的那一刻，他知道，这不仅仅是一部法律。这是一道防洪堤，用渐进的改革，疏导了可能冲垮现有秩序的劳工浪潮；这更是一面旗帜，将“国家干预”、“社会公正”的理念，首次清晰地烙印在意大利王国的法典之上。他成功地利用一场危机，将潜在的敌人（激进劳工运动）在一定程度上转化为了需要依赖他制定的规则行事的参与者，同时，也将国王那套除了强硬别无所长的陈旧观念，再次对比得黯然失色。
都灵的一家工厂外，工人们开始陆续返岗。虽然未来的斗争仍会继续，但空气中那股浓烈的火药味，似乎暂时被一种审慎的期待所取代。而在罗马，亚历山德罗的目光已经投向了更远方——如何将这些法律落到实处，并在此基础上，构建更庞大的国家治理体系。社会的基石正在他以钢铁意志和灵活手腕的锻造下悄然发生着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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