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的台湾，湿热难耐，阳光炙烤着新近易主的土地。基隆意大利总督府内，首任意大利台湾总督，殖民大臣贾科莫·列蒂的心腹——弗朗切斯科·安德里亚尼，正面对着一个比地方反抗势力更隐蔽、更致命的敌人：热带疾病，尤其是疟疾。
办公室里弥漫着驱蚊草燃烧的淡淡烟气，但窗外蚊虫的嗡鸣依旧不绝于耳。军医官拿着一份报告，面色凝重地站在安德里亚尼面前：“总督阁下，登陆以来的非战斗减员统计出来了。因高热、寒战入院的人数远超预期，确诊疟疾者已超过三百人，其中二十三人已经死亡。这比我们在非洲初期遭遇的情况还要严重。这里的蚊虫种类和气候环境，似乎更为恶劣。”
安德里亚尼，一个在厄立特里亚经历过卫生战考验的务实官僚，眉头紧锁。他深知，如果不能有效控制疾病，再多的军队和移民也无法稳固统治。“我们不能让士兵和移民白白死在病床上，这比战死更打击士气，也更浪费金钱。”他站起身，走到窗前，看着外面郁郁葱葱、却暗藏杀机的山林，“首相阁下在非洲殖民地推行的经验，必须立刻在这里严格执行。”
命令迅速从总督府发出，一套结合了强制、科技与初步公共卫生概念的疟疾防控体系被强力推行：强制筛查与奎宁分配：所有驻军、行政人员、新抵达的意大利移民，乃至为意大利机构服务的本地雇员，都必须定期接受军医的检查，重点排查发热症状。一旦发现疑似病例，立即隔离。同时，由科斯塔集团医药部门大规模生产和供应的奎宁，被列为战略物资，强制要求所有人员定期定量服用，尤其是在进入疟疾高发区前。总督府设立了专门的药品分发点，尽管奎宁味道苦涩，且长期服用有副作用，但在军纪和生存压力下，无人敢违抗。
环境清理与蚊虫滋生地治理：工程部队和征召的本地劳工被大规模动员起来，围绕着军营、移民定居点、主要道路和港口区域，展开了一场“清洁战争”。积水洼地被填平，沟渠被疏通并撒上石灰，杂草被清除，死水塘被排干或投放杀虫药剂（主要是煤油和早期开发的低效杀虫剂）。总督府甚至颁布法令，对居住区周边卫生状况不佳的家庭处以罚款，强制要求改善环境。
健康宣传与隔离区设立：简易的卫生宣传手册被印制出来，以图文并茂的形式（考虑到文盲率）向意大利人和部分识字的本地人宣传疟疾的成因（归咎于“瘴气”和蚊虫，而非传统的鬼怪之说）和预防方法。在主要城镇外围，设立了专门的隔离营房，用于收治和隔离疟疾病人，避免交叉感染。
这些措施起初遭遇了不小的阻力，部分士兵抱怨奎宁的苦涩和强制服用的不便，本地劳工也对大规模的环境改造工程怨声载道。然而，效果是显而易见的。到了十月，驻军和移民社区中的疟疾发病率出现了显着下降，死亡率更是大幅降低。虽然疾病无法根除，但已从一种无法控制的灾难，变成了一个可以管理和控制的“风险”。这为意大利在台湾的统治，打下了一个相对稳定的人口基础。
与此同时，针对岛上零星的地方反抗势力，意大利驻军和保安队的清剿行动也从未停止。不同于最初大规模的正规作战，此时的战斗更多是小规模的巡逻队遭遇战、针对孤立据点的突袭以及情报主导的精准抓捕。
由经验丰富的意大利军官指挥，混编了部分经过严格筛选、被认为“可靠”的本地辅助人员的保安队，成为了清剿行动的主力。他们熟悉当地地形和语言，能够有效地获取情报，辨别“良民”与“匪徒”。
在台北附近的山丘，一支保安队分队根据线报，突袭了一个隐藏在林间的反抗者营地。战斗短暂而激烈，装备着先进步枪的保安队很快压制了仅有土枪和刀矛的抵抗者。营地被焚毁，俘虏被押走，首级被悬挂在附近的村落示众——这是一种冷酷但符合时代特征的威慑手段。
在南部的屏东平原，针对出没无常的袭击者，意大利驻军采取了建立碉堡网和强制保甲连坐的制度。每个村庄都被要求登记人口，互相担保，一旦发现“通匪”或隐匿不报，整个村落都将受到严厉惩罚，包括罚款、劳役乃至驱逐。
在高压的军事打击和严密的社会控制下，规模较大的有组织反抗逐渐销声匿迹，残余力量化整为零，潜入更深的山林或转为地下的秘密活动。表面上，台湾岛进入了一个由意大利人主导的“平静”管理时期。街道上巡逻的是穿着卡其色军服的意大利士兵和深蓝色制服的保安队，主要的城镇上空飘扬着绿白红三色旗。
随着局势趋于“稳定”，台湾总督府开始着手构建殖民管理体系，并启动经济掠夺式的开发。
行政管理上，安德里亚尼总督采取了“以台制台”与意大利人绝对掌控相结合的模式。在基层，保留并改造了部分原有的保甲体系，任命了一些愿意合作的当地士绅或头人担任基层管理人员（如里长、通译），负责税收、治安维持和劳役征发等具体事务。然而，所有关键职位，如警察、税务官、法官，以及中高层行政官员，全部由意大利人担任。法律是意大利的法律，语言是意大利的官方语言，教育体系也开始着手建立，目标是培养一批亲近意大利的本地精英子弟。
经济领域，科斯塔集团的身影无处不在。凭借与罗马的紧密关系和雄厚的资本，它几乎垄断了台湾初期的开发权。
基隆煤矿：位于基隆附近的煤矿成为了开发的重中之重。科斯塔矿业公司投入巨资，引进蒸汽动力的抽水机和提升设备，开凿更深的矿井，大幅提升煤炭产量。这些优质无烟煤不仅供应驻台舰队和岛上的发电厂，更通过科斯塔旗下的航运公司，大量运往意大利本土以及其在远东的其他据点，成为支撑帝国运转的“黑色血液”。矿工主要招募本地劳工，在恶劣的条件下工作，为科斯塔带来巨额利润。
樟脑产业：台湾丰富的樟脑资源也引起了科斯塔集团的极大兴趣。樟脑不仅是重要的化工原料和医药用品，更是制造赛璐珞（早期塑料）和无烟火药的关键原料，战略价值极高。科斯塔化工厂在台北附近建立起来，通过特许经营和强制收购的方式，控制了樟树的采伐和粗加工，然后将初级产品运往本土进行精加工，从中牟取暴利。
基础设施建设：为了更有效地榨取资源和巩固统治，一系列基础设施项目陆续上马。基隆和高雄港口被进一步扩建和疏浚，以停靠更大的货轮和军舰。连接主要矿区、樟脑产区与港口的简易铁路和公路开始勘测和修建。电报线路从总督府向主要城镇和军事据点延伸，确保指令能够迅速传达。甚至在台北和基隆，小型的火力发电厂也开始建设，为殖民机构、军营和少数富裕移民区提供电力照明。
大量的本地劳工被征发或雇佣（往往报酬极低），投入到这些建设浪潮中。同时，总督府也继续鼓励意大利本土，尤其是南方贫困地区的移民来台，授予他们土地或安排进入科斯塔旗下的工厂、矿山工作，试图改变岛上的人口结构，建立长久的统治基础。
到了1885年10月，台湾岛上，槟榔树的绿荫下，弥漫的不仅是热带植物的气息，还有奎宁的苦涩、煤矿的粉尘、樟脑的刺鼻气味，以及一种在新的秩序下，混合着屈从、适应与无声抵抗的复杂氛围。意大利的三色旗看似牢固地插在了这片土地上，一个旨在为帝国提供资源和战略支点的殖民机器，已经开始隆隆作响。然而表面的平静之下，被压抑的力量仍在暗流涌动，等待着下一个爆发的契机。
八月的台湾，湿热难耐，阳光炙烤着新近易主的土地。基隆意大利总督府内，首任意大利台湾总督，殖民大臣贾科莫·列蒂的心腹——弗朗切斯科·安德里亚尼，正面对着一个比地方反抗势力更隐蔽、更致命的敌人：热带疾病，尤其是疟疾。
办公室里弥漫着驱蚊草燃烧的淡淡烟气，但窗外蚊虫的嗡鸣依旧不绝于耳。军医官拿着一份报告，面色凝重地站在安德里亚尼面前：“总督阁下，登陆以来的非战斗减员统计出来了。因高热、寒战入院的人数远超预期，确诊疟疾者已超过三百人，其中二十三人已经死亡。这比我们在非洲初期遭遇的情况还要严重。这里的蚊虫种类和气候环境，似乎更为恶劣。”
安德里亚尼，一个在厄立特里亚经历过卫生战考验的务实官僚，眉头紧锁。他深知，如果不能有效控制疾病，再多的军队和移民也无法稳固统治。“我们不能让士兵和移民白白死在病床上，这比战死更打击士气，也更浪费金钱。”他站起身，走到窗前，看着外面郁郁葱葱、却暗藏杀机的山林，“首相阁下在非洲殖民地推行的经验，必须立刻在这里严格执行。”
命令迅速从总督府发出，一套结合了强制、科技与初步公共卫生概念的疟疾防控体系被强力推行：强制筛查与奎宁分配：所有驻军、行政人员、新抵达的意大利移民，乃至为意大利机构服务的本地雇员，都必须定期接受军医的检查，重点排查发热症状。一旦发现疑似病例，立即隔离。同时，由科斯塔集团医药部门大规模生产和供应的奎宁，被列为战略物资，强制要求所有人员定期定量服用，尤其是在进入疟疾高发区前。总督府设立了专门的药品分发点，尽管奎宁味道苦涩，且长期服用有副作用，但在军纪和生存压力下，无人敢违抗。
环境清理与蚊虫滋生地治理：工程部队和征召的本地劳工被大规模动员起来，围绕着军营、移民定居点、主要道路和港口区域，展开了一场“清洁战争”。积水洼地被填平，沟渠被疏通并撒上石灰，杂草被清除，死水塘被排干或投放杀虫药剂（主要是煤油和早期开发的低效杀虫剂）。总督府甚至颁布法令，对居住区周边卫生状况不佳的家庭处以罚款，强制要求改善环境。
健康宣传与隔离区设立：简易的卫生宣传手册被印制出来，以图文并茂的形式（考虑到文盲率）向意大利人和部分识字的本地人宣传疟疾的成因（归咎于“瘴气”和蚊虫，而非传统的鬼怪之说）和预防方法。在主要城镇外围，设立了专门的隔离营房，用于收治和隔离疟疾病人，避免交叉感染。
这些措施起初遭遇了不小的阻力，部分士兵抱怨奎宁的苦涩和强制服用的不便，本地劳工也对大规模的环境改造工程怨声载道。然而，效果是显而易见的。到了十月，驻军和移民社区中的疟疾发病率出现了显着下降，死亡率更是大幅降低。虽然疾病无法根除，但已从一种无法控制的灾难，变成了一个可以管理和控制的“风险”。这为意大利在台湾的统治，打下了一个相对稳定的人口基础。
与此同时，针对岛上零星的地方反抗势力，意大利驻军和保安队的清剿行动也从未停止。不同于最初大规模的正规作战，此时的战斗更多是小规模的巡逻队遭遇战、针对孤立据点的突袭以及情报主导的精准抓捕。
由经验丰富的意大利军官指挥，混编了部分经过严格筛选、被认为“可靠”的本地辅助人员的保安队，成为了清剿行动的主力。他们熟悉当地地形和语言，能够有效地获取情报，辨别“良民”与“匪徒”。
在台北附近的山丘，一支保安队分队根据线报，突袭了一个隐藏在林间的反抗者营地。战斗短暂而激烈，装备着先进步枪的保安队很快压制了仅有土枪和刀矛的抵抗者。营地被焚毁，俘虏被押走，首级被悬挂在附近的村落示众——这是一种冷酷但符合时代特征的威慑手段。
在南部的屏东平原，针对出没无常的袭击者，意大利驻军采取了建立碉堡网和强制保甲连坐的制度。每个村庄都被要求登记人口，互相担保，一旦发现“通匪”或隐匿不报，整个村落都将受到严厉惩罚，包括罚款、劳役乃至驱逐。
在高压的军事打击和严密的社会控制下，规模较大的有组织反抗逐渐销声匿迹，残余力量化整为零，潜入更深的山林或转为地下的秘密活动。表面上，台湾岛进入了一个由意大利人主导的“平静”管理时期。街道上巡逻的是穿着卡其色军服的意大利士兵和深蓝色制服的保安队，主要的城镇上空飘扬着绿白红三色旗。
随着局势趋于“稳定”，台湾总督府开始着手构建殖民管理体系，并启动经济掠夺式的开发。
行政管理上，安德里亚尼总督采取了“以台制台”与意大利人绝对掌控相结合的模式。在基层，保留并改造了部分原有的保甲体系，任命了一些愿意合作的当地士绅或头人担任基层管理人员（如里长、通译），负责税收、治安维持和劳役征发等具体事务。然而，所有关键职位，如警察、税务官、法官，以及中高层行政官员，全部由意大利人担任。法律是意大利的法律，语言是意大利的官方语言，教育体系也开始着手建立，目标是培养一批亲近意大利的本地精英子弟。
经济领域，科斯塔集团的身影无处不在。凭借与罗马的紧密关系和雄厚的资本，它几乎垄断了台湾初期的开发权。
基隆煤矿：位于基隆附近的煤矿成为了开发的重中之重。科斯塔矿业公司投入巨资，引进蒸汽动力的抽水机和提升设备，开凿更深的矿井，大幅提升煤炭产量。这些优质无烟煤不仅供应驻台舰队和岛上的发电厂，更通过科斯塔旗下的航运公司，大量运往意大利本土以及其在远东的其他据点，成为支撑帝国运转的“黑色血液”。矿工主要招募本地劳工，在恶劣的条件下工作，为科斯塔带来巨额利润。
樟脑产业：台湾丰富的樟脑资源也引起了科斯塔集团的极大兴趣。樟脑不仅是重要的化工原料和医药用品，更是制造赛璐珞（早期塑料）和无烟火药的关键原料，战略价值极高。科斯塔化工厂在台北附近建立起来，通过特许经营和强制收购的方式，控制了樟树的采伐和粗加工，然后将初级产品运往本土进行精加工，从中牟取暴利。
基础设施建设：为了更有效地榨取资源和巩固统治，一系列基础设施项目陆续上马。基隆和高雄港口被进一步扩建和疏浚，以停靠更大的货轮和军舰。连接主要矿区、樟脑产区与港口的简易铁路和公路开始勘测和修建。电报线路从总督府向主要城镇和军事据点延伸，确保指令能够迅速传达。甚至在台北和基隆，小型的火力发电厂也开始建设，为殖民机构、军营和少数富裕移民区提供电力照明。
大量的本地劳工被征发或雇佣（往往报酬极低），投入到这些建设浪潮中。同时，总督府也继续鼓励意大利本土，尤其是南方贫困地区的移民来台，授予他们土地或安排进入科斯塔旗下的工厂、矿山工作，试图改变岛上的人口结构，建立长久的统治基础。
到了1885年10月，台湾岛上，槟榔树的绿荫下，弥漫的不仅是热带植物的气息，还有奎宁的苦涩、煤矿的粉尘、樟脑的刺鼻气味，以及一种在新的秩序下，混合着屈从、适应与无声抵抗的复杂氛围。意大利的三色旗看似牢固地插在了这片土地上，一个旨在为帝国提供资源和战略支点的殖民机器，已经开始隆隆作响。然而表面的平静之下，被压抑的力量仍在暗流涌动，等待着下一个爆发的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