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这一切，主要归功于在一旁详细讲解的蔡挺。他不仅是战略家，更是练兵好手，深得赵顼信任。
演练完毕，赵顼龙颜大悦，赐下酒肉犒军。
随后，君臣四人登上了校场旁的高台，屏蔽左右，望着台下正在休整的雄师，话题自然转向了遥远的西北。
赵顼目光扫过韩琦与文彦博，沉声道：
“将士可用，朕心甚慰。然，养兵千日，终须一时。西北吕公弼、赵拚连番奏报，夏人厉兵秣马，其意已彰。
我朝不可不预作万全之备。今日皆股肱之臣，朕欲听听，若战端果开，这汴京精锐，当如何用之？”
文彦博作为枢密使，率先从全局角度分析：
“陛下，此两万精锐，实乃国之利器，不可轻动，亦不可不动。臣意，不可尽数调往西北。”
他详细解释道：
“汴京乃根本重地，宿卫不可空虚。若将捧日、天武、龙卫、神卫尽数调离，非但京师震动，恐辽人亦会心生异念。
故，只能抽调部分，与陕西诸路原有禁军、蕃兵混编，组成一支新的战略决胜之师。”
“依臣估算，可抽调其中一万至一万两千人，尤以骑兵与重甲步兵为优先。如此，既可增强西线战力，又不至于动摇国本。”
韩琦点头赞同，并提出了核心的指挥架构和战略构想，这正是之前御书房密议的细化：
“文公所言极是。抽调精锐，须有与之匹配的统帅与方略。老臣之意，若战起，当明晰权责，各司其职。”
“老臣愿请缨驻跸长安，总揽全局，协调诸路，督运粮草，稳定后方。
吕公弼可于延州（或设定的西北行营所在地），专司后勤转运、巩固城防、安抚地方，为前线提供坚实支撑。”
“至于前敌决战之事，”
韩琦看向蔡挺，语气坚定：
“非蔡子正莫属！子正久历西北，熟知夏人战法，深谙地理形势。
这一万两千汴京精锐，连同陕西本地堪战之兵，当悉数交由子正统一节制，作为机动决战的‘指使军’（或可称‘熙宁选锋’）。”
他指着远方，仿佛已看到战场：
“具体战法，可定为：以种谔等陕西宿将，依托绥德城、金明寨等坚固城垒，稳守防线，挫敌锐气，施行坚壁清野，将西夏主力牢牢吸住，并消耗其粮草士气。”
“待其师老兵疲，进退维谷之际。”
韩琦目光锐利：
“便是子正率领这支‘指使军’倾巢而出，寻隙而进，以雷霆万钧之势，直击其要害！
或断其粮道，或侧击其翼，或攻其必救！力求一战定乾坤！”
蔡挺闻言，躬身肃然道：
“若蒙陛下与韩相、文公信重，授以此任，挺万死不辞！
必当悉心操练此军，使其与陕西水土、将兵法融为一体。
战时，必持重待机，不负陛下与朝廷重托！”
赵顼听完三位重臣清晰的分工和极具操作性的战略构想，心中大定。这正是他想要的——明确的职责、梯次的部署、主动的防御、以及决定性的反击力量。
“好！”
赵顼斩钉截铁道：
“韩太师统筹全局，文枢密稳固中枢，吕公弼保障后方，蔡卿前敌决胜，种谔等固守消耗。
此方略甚妥！”
他随即指示：“即日起，枢密院便可依此方略，着手秘密筹备。”
“一、兵员抽调与编练：着蔡挺即日开始，从四军中遴选一万两千精锐，尤重骑兵与甲士，进行针对性操演，熟悉陕西地貌与西夏战法。”
“二、粮草军械预置：着三司、户部，开始有计划地向陕西诸路，特别是延州、庆州等预设后勤枢纽，增储粮秣、箭矢、火药，此事可借‘巩固边防’之名进行。”
“三、情报与工事：着皇城司、边州斥候，加强对西夏兵力调动、粮草囤积地的侦察。
同时，敕令种谔等将，利用冬春时节，加固前沿堡寨，深挖壕堑，广布陷马坑等障碍。”
赵顼最后环视三人，语气深沉：
“此乃未雨绸缪。朕但愿西夏梁氏知难而退，则天下幸甚。
然，若其执意南侵，我朝亦已有备无患！
此番，非为拓土，实为雪耻固圉！望诸公同心，助朕成此大业！”
“臣等必竭心尽力，以报陛下！”
韩琦、文彦博、蔡挺齐声应诺。
寒风依旧，但高台上的四人，心中却因一套清晰、务实的战争预案而充满了力量与决心。
帝国的战争机器，在平静的表象下，已经开始精准地运转起来。
熙宁二年十二月的夜晚，汴京皇宫大内灯火阑珊。
赵顼独自坐在庆宁宫的书房中，白日校场阅兵带来的振奋已渐渐消退。
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更深沉的疲惫，这疲惫并非源于肉体，而是源于精神上的某种无力感。
他面前铺开一张纸，本想拟一份纲要，交由皇城司和亲近的翰林学士。
待来年开春，便开始有步骤地引导朝野舆论，重新塑造对西夏的认知，为可能的大战做好民意铺垫。
然而，当他提笔欲书时，白日里与韩琦、文彦博等人言谈间流露出的某些不经意的细节。
以及他自幼所闻的朝堂议论，如同潮水般涌上心头，让他骤然停笔，心生寒意。
他意识到，他想做的事情，几乎是逆天而行。
他要挑战的，不是某个政敌，而是整个统治阶层——从宰相、台谏到普通士子——那种根深蒂固、近乎本能的“天朝上国”心态。
这种对西夏的认知，并非基于事实，而是源于一套自我构建的文化神话和意识形态滤镜。
在宋朝士大夫心中，西夏李元昊及其子孙，从来不是对等的“国王”，而是“叛臣逆子”。
西夏立国，是“僭号”，是“窃据”，根本不具备政治合法性。
这种定性，使得任何对西夏政治体制（如梁太后集权手段、蕃汉官制并行）的客观分析，都会被视作“为反贼张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