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八十一章 江上女儿全胜花
不在其位，不等于不谋其事，联络上地方后，就有最快的渠道将，一大堆积压的最新消息送过来。
首先是，一些暗地里筹备已久的活动，已经有了结果。
比如，那位龙武大将军陈玄礼，终于接受了我这个圈子递出的橄榄枝的建议，正式决定入驻京师武学的筹建工作。
我这位老前辈，可谓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典型老军人，虽然同为当年夺宫还政的功臣和临淄王倚为心腹的万骑班底之一，但是当同时代最得宠的王毛仲已经被赐死，同为北门奴集团的功臣葛福顺、李仙枭都被流放，比他爬得更高的刘幽求、李守德早死，相比之下他虽然没有太过出彩的事迹，但因为他很恪守本分，不怎么授受贿赂，也不蓄养姬妾，长年住军营里，不结党，也不与谁特别亲近，可以说是兢兢业业，忠于职守的典范，因此一直稳稳的呆在这个北军要害的位置上。
但是却因为晚年一时冲动，而晚节不保而被彻底边缘化。
所谓经济问题、作风问题都比不上政治立场问题，政治立场又不及路线问题，在权利斗争中站错队的下场，往往就是永世不得翻身的下场。
所谓的龙武大将军，就代表了他尴尬的位置和处境，按照唐朝的体制，大将军听起来虽然比将军尊崇，但和所谓的膘骑大将军那些勋职一样，只是一个荣誉性质的职位，只是用来优抚宗室和功高的藩臣，实际上的权利都在向我这样的本军卫的将军或者中郎将手里。
严格说他算不上太子一党，当初只是因为对杨党势大的危机感，而和共同目的的太子联手的临时同盟，但是这个脆弱的同盟早就随着事过境迁了。
既然马嵬之变杨太真没死，太上老皇帝断然不会，放心继续让他掌管北军，而西北那里也有自己现成的亲信班底，不会让这么一个前皇帝的臣子，接触太过核心的权力，因此他的处境很微妙，也很矛盾。
当初好不容易被外放去收拾残局，担任河西节度副大使，也算是一种解脱，结果他运气和人品同样不好，苦心经营北境三镇，收纳残部，也算有一些象样的班底，却在长安城下一战尽散。
据说西北那位念他当初相助成事就功，并没有借兵败之责掳夺他所有的职位，同样也是希望能发挥他的剩余价值，而他一方面他受命于西北，一直想重新拉起一支名为右龙武军的队伍来，另一方面也是想继续证明自己的价值。
但是可以说现实是残酷的，招兵需要兵源，关内可以掌握的青壮劳力，大部分都在我组织的还乡团里，正在为期许的免赋和口分田而努力，他们的家眷和子女都在流民大营里从事相关的工作，基本不可能为了一个空头许诺，而轻易脱离这个群体。
而构成一支军队的待遇粮饷场地这些基本的东西，西北那里都自顾不暇更不会给的太痛快，倒是兵部给了一批数千人份兵甲，但这还是神策军采用了剑南产的新装备，而被换装下来的东西。至于其他东西，只能期望他多发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说到这里，还要说到剑南工厂，现在光成都一地，就日产优质铁十数万斤，月产兵甲数以万计，不但可以满足大部分军队所需，还能大量供应民间生产生活所需的铁器制品，因此其这些以军器监、将作监、少府等名义管辖下的工场，这其中代表了的巨大利益，不是没有人动过染指的心思。
这时候，一个太上老皇帝的作用就体现出来了，所谓吃拿卡要的手段，在这里基本行不通了。自从宁之远擅闯流民大营后，那些有利益干系的内廷的中使，更是找个由头派人坐镇其中。因此哪怕是西北、河北大军，想要东西，可以，不过得按照规矩来，一文钱都不能少，赊帐，也可以，用旧装备来折抵，但是一句国事为先，用一纸公文就把辛苦造好的兵甲拿走，那是想都别想。
甚至曾经有一个性急的兵部郎官，带了一队神策军前来催办，结果气贯指使的几句话不对，被全副武装到牙齿的护场队堵在了驿所里，楞困了三天三夜，才有成都小朝廷的人姗姗来迟的解围。
后来两京相继光复，又有人上书建议，把这些重要的工场迁回长安，统一归到有司管辖，其实西北的某些势力代表，希望通过合并来从中获益，这但是中书左仆射余怀贞，进言道“迁徙巨耗，勿使劳民伤财，依例为长安开办否”，太上老爷子只是批了个“善”，就让某些人发财伸手的心思，具化做了泡影，但从另一方面来说，相对还京后未来莫侧的局势，显然他也不愿意轻易放弃这么一大片大好的基业。
因此西北掌握的军工生产，虽然试图从流水线，招募流民为工人等方面效仿剑南的模式进行改良，但是他们既没有剑南工场的复杂工艺和精密的标准，也没有剑南工场大规模产能的效率和体制，更别说价格和成本，与剑南工场根本没有任何的竞争力，还要面对那些，旧有体制下的弊端。
因此面对这位陈老将军的困难，那些实际掌管库要出入的官僚胥吏，更没有这种长远打算的眼色，或者是为国家大义无私奉献的觉悟，对这个有名无实的老将，客客气气的一拖二诿的做足了牛皮工夫，把他磨的心灰意懒。
要知道，谁敢拖拿卡要龙武军的东西，基本要做好被闷头打黑棍的心理准备，第二次大概就别想有机会继续享受这生活的美好和优裕的职位了。
因此，加入京师武学，顺便管理起那些来军中镀金的袭荫子弟，成为一个还说的过去的选择。
当然在我这个群体里，虽然名为龙武军，但是基本是我从半路收陇来的人马为基础，又有不断的外来力量加入补充，成分复杂到涉及禁、卫、府、边四大体系，到了后期大部分基层将官，都是经过武学体系出来的，与当初长安城里那只仪仗部队，已经没有太大的干系，这也是我敢于放心让他进入我的体系。
因为，朝廷已经确立将帅进京，都必须入驻武学授讲的制度，虽然说这是一种掺沙子的手段，但其实执行起来，象征意义更大于实质，因为在这开始之初，谁也未必会拿自己押箱底的本事，去传授外人。按照以往的传统，所谓的将门世家的武功和兵法，都是在内部一个小范围里进行传承的，陈玄礼作为曾经边帅出身，入驻武学算是开了一个破天荒的先例，其后果和影响甚至要比王维、王昌龄等人筹办京师学堂更轰动，却不算违背朝廷的体制。
但这已经是一个好的开始，从此之后，武将也象文官那样，可以拥有广大的门生群体。也让将帅们看到另一个出路，毕竟能够有资格和机会入相的只是少数，而被朝廷用尊崇而荣耀的头衔和待遇供起来无所事事的养老，也不是那些戎马一生的将帅固为所愿，通过另一种途径让自己的名声和经验流传下去，也成了不错的选择。
从长远上，对与打破军队中那些原本以传统家族子弟、亲信部曲组成的山头主义，也有积极的意义。（要知道国朝起事之初，根据地遍地开花，可谓是良莠不齐，山头主义严重，在长征中屡屡发生大规模逃亡，甚至副强主弱的夺权事件，后来残存下来的坚定分子，在陕北重新站稳脚跟后，痛定思痛，建立所谓军政大学制度，所有地方指战员，要想获得更高层次提升，必须先到延安，经过理想信念和主义的再教育，从此保证了战斗力和稳定性），但是现在无论是我，还是当事人陈玄礼，都没有想到这么多，仅仅只是一个暂时牺身的所在而已。
河南、河北都已经安定。
江南的民变，却又出现新的反复，根据内部的消息，随着着人称剥皮御使的郑叔明被问罪，江南两淮诸道群情汹然的民心激愤，似乎被平息了不少，号称七路大使包围圈下的浙东民变，已经几乎山穷水尽，在消耗光抢劫来的资源，又流窜无门的情况下，开始出现成建制的投降，面对势如破竹逼近的河南、淮西两路兵马，连天平王袁晁本人，都解散了所谓议政府，开始准备从明州收集船只，出海逃亡，另两路大头目德清的朱泚和沈皓，已经在与朝廷献书谈条件请降。
但是事情在这里却出现了反复，江西采访使李希言的大将元景耀，欲争功劳，竟然大规模的杀降以充战功，结果事泻群情愤然，各地乱民降而复反，以天平王袁晁裹胁以哀兵之势，丢下行走不便的老弱，和在台州、温州、明州的基业，以王弟袁瑛率决死之军，在宁海紫溪洞拼死阻截河南、淮西兵，自己率精壮转战向西，在衢州(治信安，今浙江衢县)与官军大战十一场，据说袁晁本人多次负伤，又多次执旗上阵，已经豁出去的农民军，竟然同仇敌忾之下大破元景耀部吴郡兵万人，衢州三路团练使皆败走，抢得无数旗帜军械，如洪水一样流窜进江西。江西采访使李希言已经传书四方急告求援。
而海南，却传来一个好消息，在大和尚鉴真第二次出巡传法时，船队已经声势浩大，只是当他在西婆罗洲为新建开若寺开光，遇到了一个老熟人——横行海上的大盗冯若芳，据说早年流落海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