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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天后，中央迅速做出决定：恢复茅盾同志党员身份，党龄从21年开始算起。
中国文坛悲痛万分的同时，更感茅公之慷慨。
他临终前，将25万元稿费悉数捐出，激励后辈们继续为文学拼搏，真应了他那一句话：“扫出一条路来，让后来的人走。”
文坛的同志们也称赞韦韬夫妇，他们没有任何私心，遵照着茅公遗愿，将遗物捐献了出来，这种品质绝对是值得尊敬的。
25万，这样数目的一笔巨款，绝对能让人绿了眼睛。
像后世沸沸扬扬的国学大师季羡林遗产之争：季羡林临终前将遗产悉数捐给燕大，儿子季承却喊话燕大归还，还和燕大打起官司。
巴金从上海赶来京城，参加茅盾的遗体告别仪式。
他尊茅盾为老师，多年来始终将自己看作他的学生，习惯称呼茅盾为“沈先生”，此刻无限悲痛。
“我多想再和他长谈一次，没机会了”
“巴老，您保重身体。”江弦宽慰说。
又过几天，韦韬同志找到江弦，还交给他几份稿子。
“父亲离世以前，断断续续看过你的文章，想给你写一篇评论，一直都没写完。”
江弦接过看了一眼，是茅盾为《琉璃月照铜钱》所作的一篇评论。
茅公不仅是出色的家，也是出色的评论家，他曾经给《呼兰河传》作序，笔法精辟，相当经典。
捏着这篇两千字的评论，江弦心中五味杂瓶，他出版的第一本《芙蓉镇》便是茅盾给他作了一篇序，没想到在茅公生命的尽头，还遗留下一篇未作完的评论给他。
给沈韦韬倒了一杯热茶，他认真的读了一遍茅公写给《琉璃月照铜钱》的这篇评论。
全篇离不开“理想”二字，茅公对江弦本人围绕“理想”进行延展回忆和评论。
他精辟的总结这篇文章为：一篇叙事诗，一首凄婉的歌谣。
可惜写到中途便戛然而止，以茅盾先生半年来的身体状况，写这两千余字的评论，想必已经耗费了他极大的精力。
江弦读过以后，将这篇评论平铺在桌子上。
沈韦韬抬起头来，“看过了？”
“没想到茅公对我这样厚爱。”江弦感慨说。
前世他只是一个网文作者，哪里敢想，自己竟然能得到文学泰斗茅盾的钟爱和垂青，听受他老人家的教诲。
“韦韬同志，我想把茅公这篇未作完的评论放进《琉璃月照铜钱》，用作这部出版时的代序。”江弦提议。
沈韦韬愣了一下，“这篇文章还没有写完，用作序文，恐怕会影响”
他考虑的很周全，序文是作为单行本的开篇文章出现的，试想一下，读者一翻开这本书，便读到一篇有头没尾的文章，阅读热情肯定会受到打击。
“我倒觉得，这篇序比再写任何一篇序都更加意义非凡。”江弦说，“我知道先生是个严谨的人，这篇序的后半部分，我会以自序的角度补完。”
茅盾极严谨，就连写字也从不草率。
相传是和他年少时一件事有关：他报考燕大，发榜时竟然没有他沈德鸿的名字，只有沈德鸣三个字，一查，原来是填报名单时书写潦草，把“鸿”字写得像个“鸣”字。
“既然如此，便随你用吧。”沈韦韬听了江弦的提议，没什么意见。
既然他父亲为江弦写了这篇评论，想必就算是他本人听了，也不会拒绝江弦这个想法。
花了几天时间江弦才题写完整这篇序文。
这天清晨，阳光明朗，风沙不大，江弦蹬着自行车来到了同样位处沙滩北街2号的作家出版社。
“江弦同志？”作家出版社负责《铜钱街》的编辑王淑丽喊他一声，这位女编辑后来还编辑了余秋雨、杨红樱的作品。
“你怎么来了？”
“我来给你们送篇序。”江弦直截了当的说。
他一脸郑重的从挎包里取出稿子。
王淑丽给他倒一杯水，把稿子接到手上，低头扫了一眼稿子，字迹整齐，同时发问：“你请谁写的？”
“茅盾先生。”江弦低声给出答复。
听到这个名字，王淑丽一开始没反应过来，过了三秒，才抬起头来，难以置信的看向江弦，嘴巴张大。
“这”
“是茅公遗作，还没有写完，征得韦韬同志同意，我又补充了一部分。”江弦给她解释说，“你看看写的怎么样？”
“我这就看看。”
王淑丽极慎重的点点头，坐在椅子上，捏着这篇稿子认真的阅读起来。
这篇序文，茅盾写了2千字，江弦补充了3千字，加起来总共洋洋洒洒5千余字。
内容并不算长，但王淑丽看的非常仔细，一个字一个字的抠，读了约莫七八分钟，才看完这篇稿子。
等她再次抬起头来，眼眶都有点湿热。
感动。
这是这篇序文给她最大的感受。
前半部分，茅盾从“理想”二字出发，对江弦延展回忆，对这篇进行评论。
后半部分，江弦也从“理想”二字出发，回忆茅盾，讲述他从茅盾那儿听来的教诲，以及这些教诲和《铜钱街》这篇的共通。
前辈欣赏后辈，后辈回应前辈。
像是一问一答，一场对话。
又蕴含着对茅公无尽的思念。
序结尾的部分，江弦写了他最后一次和茅盾长谈的场景：
春节前夕，我到茅公寓所，在后院的杨树下，我搀着茅公，他说：“你背上的担子是一天重似一天，你的生命之火应向改造社会那条路上燃烧，决不可向虚幻的享乐道上燃烧。”
走出后院，我带走了一个孤寂老人的背影。
我想，多寂寞啊！
其实我并不理解他，他在信中写道：“我自知病将不起，我忠心的祝愿我国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繁荣昌盛。”他的心里装着祖国的文学事业，他为这个事业贡献了毕生的精力，他怎么会感到寂寞呢？
我才终于理解我书中的主角。我困惑于“李兰德”甘受孤独的摧残，我认为这是痛苦。可他走向了艺术的至境，怎么会痛苦呢？他生命的终极，如枫杨树村夕阳下焚烧的烈焰般绚烂火红。
前门大街，全聚德总店。
“您真的不要人帮忙么？”
“你们到底是要干啥啊？”
“演话剧！”
“演话剧你来我们店里干啥？”
“体验生活，我们不要工钱。”
梁左和王小平跟全聚德的饭店经理纠缠着。
经理也是无奈，这俩学生这些天是一直过来打听，想来店里帮忙。
他哪敢答应啊？
就这么让他俩进来，那不成私自雇工了么？
虽说之前有人从马克思的《资本论》中推算出一个结论：“8个人以下就叫做请帮手，8个人以上就叫雇工，8人以下不算剥削。”
由此有了个“七上八下”的红线，也就是雇工不能超过8个。
但是因为这么俩学生，碰红线，太不值当。
王小平看梁左不顶事儿，推开他过来替他说，“同志，您知道《人到中年》么？”
“人到中年？”经理点点头，“我知道啊，那不一篇么？”
“那就是他妈写的。”王小平指了指梁左。
经理精神一振，瞥了梁左一眼，“哟，真的假的，你可别骗我。”
“真的，他妈写那的时候，上协和看人家医生做手术来着，也是为了体验生活。”
王小平说着，又捧起一册《剧本》杂刊，指了指上头的《天下第一楼》，“我们排的就是这出话剧，您知道谁写的么？”
“谁啊？”
“江弦！写《棋王》那个江弦！”
经理把眼睛往杂刊上一杵，一拍大腿，“哟，他啊，我特喜欢他那个《许三观卖血记》。”
“所以您”
“得得得，干活就别想了，不过”
经理话锋一转，出了个没办法的办法，“你俩不就是体验生活么，这样吧，我让你俩在店里随便逛，不撵你俩出去，这样行吧？”
“太行了！”梁左激动起来。
王小平啪的鞠了个躬，“您真是个好人！”
经理笑了笑，“我也就看你俩都是燕大的学生，相信你俩的素质，可千万别给我找事儿，不然别怪我不客气，收拾你们。”
“保证不找事。”王小平一口答应下来。
“小平，还是你有办法。”在全聚德里参观，梁左嬉笑着和王小平说。
过段时间，他们话剧队在燕大礼堂有个演出的机会。
除了英达的《我们九个人》，现在话剧队里还有三出话剧，他和王小平还有几个中文系的学生负责操刀其中一出，便是江弦给的这个话剧剧本《天下第一楼》。
“这个剧本写的太好了！”梁左激动的说，“横向式的幕场安排，顺序时间的结构处理，人世间五味杂陈都写在戏里，看着真跟《茶馆》一样。”
“你怎么说的《天下第一楼》就跟《茶馆》的仿制品似得。”王小平不赞同梁左的这种说法，“也就是形式和内容比较像，《天下第一楼》又不是没有自己的特点。”
梁左懒得跟她杠，满眼喜色，“咱们可一定要排好这出戏，不能辜负了江老师给的这么好的一个本子。”
“是啊。”
王小平点点头，嗅到一旁烤鸭传来的香气，肚子又不争气的咕咕响起来。
“梁左，你带钱没？”
“咋了。”
“咱也搓顿鸭子吧。”
梁左吓了一跳，“好几块钱一只呢，谁吃得起那玩意。”
“您给来只鸭子。”江弦跟服务员点着菜。
他身旁坐着陈喜儒，桌对面则是俩日本人，其中一个叫佐藤纯弥，是编剧，也是导演，极左翼，曾经拍摄过批判s2暴行的电影。
德间书店和北影厂合拍《一盘没有下完的棋》，佐藤纯弥来北影厂谈合拍事宜，德间书店的东野信夫托他给江弦捎来了《琉璃月照铜钱街》的日译本。
至于陈喜儒，则是江弦请过来，托他代审查一下这篇日译本，毕竟他不懂日语。
江弦怕东野信夫夹带什么私货进去，一定要仔细检查清楚才行。
“听说这家饭店的味道很不错，过来吃饭还需要预约。”他介绍说。
这家店铺藏在东城区的翠花胡同里。
饭店叫悦宾饭馆，名头很大，是全京城第一家个体经营的餐馆，店主叫刘桂仙。
刘桂仙家里穷的一个人平均不了一条棉被，于是在去年年底萌生了一个想法
——开一家个体饭馆。
她和两个待业在家的儿子写好了开店申请，先是找街道办事处盖章，街道说这得找工商局办营业执照。
去了工商局，京城没有个体饭馆，工商局的副局长也不知道该怎么批，就说不批，刘桂仙去工商局耗了一个月，也不给批。
最后有人看不下去了，告诉这位副局长：她在花帅家里当保姆呢！
工商局领导班子一合计，马上同意给刘桂仙特批，有了全京城的第一张个体餐饮业营业执照，手写的。
工商局的干部还替她担了保，贷来500块钱，用这500块钱，刘桂仙买了台处理的雪花电冰箱。
这饭店一开张，生意那叫个火，四张桌子不够用，天天都是排队吃饭的，还有很多老外，是各国的大使、记者，一结账，有付外汇券的，有付美元、日元、法郎、马克的。
生意太火，以至于刘桂仙定了个规矩，必须预约，且一个人消费上限10块钱。
不过这地方饭菜味道也确实是不错，刘桂仙亲自掌勺。
她儿子先给江弦端上来一盘蒜泥肘子。
江弦拿筷子一戳，往上提起来的时候，肘子跟着筷子一块儿起来，同时慢慢往下垂。
“这肘子真炖美了。”
又上来一道五丝桶，鸡蛋皮里卷着切成丝的各种菜，佐藤纯弥吃了以后竖起大拇指。
“死高一、死高一。”
陈喜儒惦记着日译本的事情，和佐藤纯弥打听《铜钱街》的译者是谁。
得来一个竹内实的名字。
竹内实出生在山东，成年以后才回到日本，是日本的“教员学”权威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