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民虽然对汉灵帝的政治水平不太看得上，对于这群宦官的眼界能力也不怎么看得上，但是对于这句话还是赞同的。 对于确切的不死不休、有着绝对不可调和矛盾的政敌，当然是要斩草除根，处理得干干净净的才行。 不然，遗留下来任何一丁点人，都是对自己的不负责，是对自己性命的不在意，也是对自己这一系人马的不负责。 大家都知道一定要除掉对方了，也知道若是自己能够幸存下来，日后也一定会报复了，怎么还能够留手，心怀慈悲而不去斩杀殆尽呢？ 从这个角度上讲，这群宦官确实考虑的没有问题。 但问题在于，虽然宦官们并没有像是之前的窦武和陈蕃那样，直接说要清理掉所有宦官，把整个宦官群体——有罪与无罪、野心与本分、有才与无能——都变成了不死不休的敌人；而是把矛头对准了所有的“党人”及其家眷门生。 简而言之，宦官们一是在杀鸡儆猴，威吓其余官员士人，二是将目标定在了具体的对象身上。 可是，对于大多数士人而言，即使宦官没有把矛头指向自己，他们也天然地与宦官站在对立面上。 面对宦官的行为，他们并不会觉得“这与我无关”，也不会觉得“这都是那群人自己导致的后果”，更不会觉得“没事儿，我当我自己的官就行了”。 他们只会觉得唇亡齿寒，觉得物伤其类，觉得“宦官都是畜生”，认为自己与宦官也是死敌，“我与宦官不死不休”“要抓住每一个可能的机会去把这群宦官拉下马”。 换言之，就是虽然宦官们自以为自己没有将所有士人变成敌人，但是实际上，他们已经完完全全地与士人变成了死敌。 “高明，青雀，你们要记住，在不能彻底消灭某一个群体的时候，就最好不要与整个群体为敌。”李世民对自己的两个儿子道。 窦武和陈蕃犯了这个错误，宦官们也将要陷入这个大坑之中。 他可不希望自己的儿子们在日后的为人处世中，也跌进这个坑里面。 对某个群体看不顺眼，觉得他们危害深重，或者严重阻碍了自己，那都很正常；但是对方毕竟是群体，而非个人——个人可以说要消灭，可消灭一个群体…… 其难度完全不可类比。 而在不能消灭整个群体的时候，最好的方法还是分化。 并且，要找准分化的那个点——像是宦官把分化的点定为了“党人”，就没有找对，这个分化点根本不能真正分化士人群体，反而会让他们联络的更加紧密。 【这就是东汉时期的中央大混乱。】 【但是中央的混乱，是与地方相互联系的。】 【地方大族发展，朝廷派来的长官或是被中央牵扯精力，或是无力压制地方大族，或是干脆明哲保身万事不理，或是大捞特捞压榨百姓……】 【又有宦官当权，大肆盘剥，丝毫没有什么正常的长远的政治经营意识。】 【这导致了地方百姓的生存空间被不断缩小。】 【就在这期间，东汉还并非风调雨顺，旱灾这种灾祸都已经是日常节目，更有瘟疫、地震、日食、蝗灾等特殊天灾的一条龙服务。】 【自然灾祸同样在压缩着百姓的生存空间，百姓们越来越难活，越来越绝望；同时，这种灾祸还能和“天子无德”“朝廷气数已尽”挂上钩，因此，越来越多的百姓也对东汉产生了不满和怨恨。】 【于是，就在第二点五次党锢之祸发生的过程中，农民起义爆发了。】 【而这一次农民起义，与之前的两次农民起义都有一个极大的不同点。】 【那就是组织农民起义的形式。】 刘彻不打算为难自己，他直接打开“历代·君主”，把这个问题抛给了后来的皇帝们。 反正这也不是什么具体的未来发展，不是吗？ [清高宗：农民起义的形式？如果说黄巾起义和陈胜吴广、绿林不同的地方，他们是通过宗教完成组织和起义的。] [清高宗：黄巾起义之后，也有不少通过宗教进行组织的。杀伤力比一般的叛乱或者起义要大，也更难清除干净。] [唐太宗：总之对于宗教这个东西，不可放松警惕，也不能放纵分毫。] 刘彻点头。 他大致明白了。 为什么整个东汉朝廷看起来都没有怎么防备这个起义，为什么他们还有心情一直搞政治斗争，一点也没有理睬民间问题，以及，为什么这个叙述在之前都不讲民间的情况，没有什么铺垫…… 完全是因为，这个起义与之前的秦末和新朝的情况并不相同。 之前的两场农民起义，都是一边起义一边组织，甚至可能是先有几个人起义了，再组织人手。 但是如果掺和上宗教就不一样了。 在起义之前，他们就已经有了一个相对完善的组织，那么他们起义的影响力和速度将会远超常规；且，在他们发动之前，不论是朝廷官府，还是地方大族，可能都还不觉得有什么呢。 宗教啊。 确实不能掉以轻心。 - 刘彻是轻描淡写地过去了，但刘秀却不能这么轻轻松松，他只觉得瞠目结舌。 什么叫瘟疫、地震、日食、蝗灾等各种灾祸的一条龙服务？ 干旱、水灾这样的灾祸已经够严重了，但这竟然还不够，还有瘟疫？地震？日食？蝗灾？ 这四个，没有一个是能够轻轻松松过去的啊！ 一旦出现瘟疫，那就是牵连数城；一旦出现地震——地动，同样牵连数城，且，“天地”这种层级的灾祸，必定会被联系到天子身上，日食同理。 而蝗灾，更是大杀器。 大汉怎么了？ 人为的祸乱不断也就算了，这纯粹是人祸，只要解决了那些个胡搞乱搞的人就可以处理完成一半；但是天灾，这样的天灾，能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