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亨信，字用实，广东广州府东莞县篁村人，明代名将，中进士，官至左副都御史。在国家危难时候，他镇守西北边疆，抵抗外族入侵，垂老之时仍挂帅退敌，为国立功，皇帝给予“赐俸荣归”的殊荣。 罗亨信，视察浙江水灾，奏准朝廷免除嘉兴、海盐、崇德三县税粮五十余万石，使灾民得以存活，不久提为右给事中。后因科内办事官校勘关防文书迟误，被贬到交趾镇夷卫为吏。明仁宗即位时，起用罗亨信为监察御史，后升为右佥都御史，奉命到陕西监练八卫兵守备边疆。 正统年间，瓦剌部的首领也先的骑兵部队，分别在大明的西部和北部掠劫财物、屠杀边民、破坏生产，也先更不断扩充实力，准备大举进犯明朝。在这狼烟四起、胡尘弥漫的年代，朝廷必须加强边防防御瓦剌流寇的骚扰，有大臣奏称罗亨信能肩负此重任。于是，亨信被擢升为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派往西部边疆练兵戍边并参赞军务和统管军粮。 当时，阿台窥伺大明边塞上下，亨信督八卫兵会同都督蒋贵所率的京军巡边驱敌，至鱼儿海遇敌兵，蒋贵听信都指挥安敬的意见，惧怕前途“水草艰少”，按兵不前，亨信闻报，立即赴蒋营当面斥蒋贵说：“你们临阵退缩，不过是贪生怕死吧了！难道不怕‘三尺法’吗？”蒋贵惊恐变色，诈称明日协同进军，第二天却后退至甘州。亨信查明蒋贵是因为惧怕艰险和中途缺粮食，而临阵后撤的，于是上疏劾蒋贵“怯懦不忠，侵克军饷”之罪，朝廷派兵部尚书王骥调查得实，斩了安敬，整肃了军纪。 当时各路军马没有统一的指挥，亨信又上疏建议派总指挥总领各路军马，统一布置作战，朝廷接受了这点意见，亨信按布置监军北上至边防重地尹直。据地驻营，发兵搜敌，挫败了阿台部进犯的骑兵，并俘敌29名，获战利品一批，西逃的残敌路遇明军，也被歼殆尽。从此，阿台的气焰始有收敛，西陲得以安宁。 大同、宣府是边防重镇，尤其是宣府，是北京的屏障，有“北门锁钥”之称，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从大同至宣府数百里边疆，是外族南进中原的跳板。明成祖朱棣为了防止蒙古骑兵南侵，从南京迁都北京，控制这一带边防，后来边防军队渐渐松弛，到了正统年间，英宗宠信宦官，掌握大权的宦官王振受瓦剌贿赂，忌言边事，又私运兵器与瓦剌交易，瓦剌日益强大起来，至使明朝边患日深。 亨信为了改变边境现状，深入了解情况，“于分屯之远近、道里之险夷、土壤之肥瘠、将校之设施、士卒之勤惰、地利之厚薄、饷运之难易缓急、与夫巡守候寒暖之宜，靡不周知”。他每年秋天回京议事，都根据边境情况，上疏英宗，或抒己见，或排众议，提出的建议共有数十条之多。其内容包括“汰冗官，省虚费，积边储，禁私役，修城堡，恤边军”等等，都切中肯綮。这些建议，有的被采纳了，边境内外状况因而得到改善，有的只是议而不行，致边患隐伏。他洞察也先“惟待衅端，欲为边患”的阴谋，提出移徙一卫所、增设二卫所于宣府至怀来二百余里之间，使“城池联属，万年拱卫京师”的建议。可是，兵部以“徙卫劳人，设卫无军”为理由，没有采纳。 也先果然犯境，塞外诸州县不守，英宗仓促率兵应战，就在无卫所设置的土木堡被俘，这就是历史上所说的“土木之变”。英宗既被俘，边城官兵更失斗志，纷纷弃城逃散，也先的骑兵沿途劫掠掳杀，边民被掳杀者数十万。只有亨信“死守宣府，宣府四面皆贼寇，”一旦夕警报三四次，有朝臣认为宣府难守，朝议速召该城官兵入卫京师。诸将师皆欲弃城，独亨信正气凛然地说：“我73岁了，受朝廷大恩，国家危殆，只有以死相报。你们应好自为之，切勿渎犯宪律啊！”他又立誓说：“朝廷将这座城交给我，我一定拼死守住它！”他拔出佩剑，坐在城门正中，面若秋霜，凛不可犯。下令说：“谁胆敢出城，我就亲手杀死他！”于是城中军民安定下来，老幼欢呼说：“我们有生路了！”诸官兵深受感动，同仇敌忾，誓与宣府共存亡。亨信又督促诸将策划防守，组织百姓参加迎敌，此时，朝中也放弃了撤军弃城的意见。 也先知亨信镇守的宣府难以强攻，于是把人质英宗挟持到城下叫门，英宗完全听任也先的摆布，竟传命开城，若果遵命献城，军民将尽遭杀戮，京城最后的屏障就被拔除，若果抗守城，就犯欺君抗命之罪。在这紧要关头，亨信宁置身家性命于不顾，断然选择了后者。“我是奉命守城的，不敢擅开城门。”他理直气壮地拒绝献城。 在北京，于谦组织军民开展保卫战，宣府成了牵制也先兵力、配合北京军民守城的唯一的一座漠北边城。亨信坚守宣府，后人赞誉颇多。《皇明通纪》云：“幸罗亨信忠义誓死以守，不独一城蒙福，而京师实赖之。世谓亨信有安社稷之功，信矣。”后来，宣府建功臣庙，立亨信塑像于庙内，供后人瞻仰。亨信的事迹被后人传诵。成化年间，莞籍人一品布政司左参政祁顺记亨信事迹，写道：“自公归老，边人思之弗忘，迄今二十余年而威德在……吾在京师闻之，戴侍御缙常在云中得之父老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