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天时间转瞬而逝，在第四天的黎明时分，太阳刚刚升起月亮尚未完全消失之际，张泾遵照规矩下达让所有考生停止作答的命令。 紧接着，受卷官按照顺序逐一收回试卷，并将考卷、草稿纸和答题纸分别放入三个不同的箱子里，然后锁上箱子，钥匙上交交给张泾集中保管。 经过漫长的等待，终于熬过了这段艰难的时光，此时此刻，众多考生们都如释重负地活动着身体，左右扭动，借此缓解长时间保持同一姿势所带来的僵硬感。 当张泾确认所有试卷都已经收缴完毕之后，赵景才面向考生们宣布道：“各位学子，本次考试的成绩将会在本月底公布，请大家务必于三十日当天前往宣德门查看榜单。在此，本王衷心祝愿各位都能够取得优异的成绩。” 听到这话，考生们齐齐表示：“多谢晋王殿下！” 等他们向赵景行礼拜别，然后有条不紊地离开考场。 在离开的路上，有的考生三五成群地聚集在一起，互相交流着考试的经验和感受；还有的则已经开始商量着晚上要去哪家酒楼或茶馆庆祝一番了。 随着最后一名考生踏出考场，赵景也开始安排在场的众多官员先行返回，各自回去吃饭、休息。 至于试卷，则要等到明天再行开启，以便进行阅卷评分等后续工作。 遣走张泾等人，赵煚即刻招来了弥封官柴禹锡，安排他带人封卷。 弥封官就是负责将考生的姓名和其他个人信息密封，以保证阅卷的匿名性，也称糊名官，立于糊名法之上。 糊名法创立于武则天即位初年，这一制度旨在确保科举考试的公正性。 具体操作方式是将考生的姓名和籍贯用红纸遮盖住，同时也遮住了初考官所评定的等级。 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等到成绩确定之后才揭开考生的真实身份，以防止徇私舞弊或者故意除名现象的发生。 事实证明，这种方法效果确实不错。在后来的仁宗朝皇佑年间的一次国子监考试中，有位名叫郑獬的考生自认为文采出众，笃定自己能够夺得榜首。 然而当榜单公布时，他惊讶地发现自己仅仅名列第五，对于这个结果，他感到极度不满。于是乎在写给主考官的答谢启词中，郑獬毫不客气地指责考官评判有误。 不久之后，终于迎来了殿试这一关键时刻。 巧合的是，被郑獬指责的考官依然担任主考官之职。当他翻阅答卷时，突然看到了一份笔法和风格都与郑獬极其相似的试卷。 由于之前的恩怨令他心生不满，故意将这份试卷黜落。 然而，令主考官始料未及的是发榜之时郑獬的名字竟赫然在列，而且他真的成了当届状元！ 至于主考官，在后来被查到故意黜落考卷一事被上司请去喝茶了。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例子与大文学家苏东坡息息相关。 神宗朝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苏轼名下弟子李鹰应试，苏轼爱惜其才智想让他高中遂在锁院前将考题泄露给了李鹰。 待改卷时苏轼见一考生答卷所写极富道理，文思上乘，认为必定是李鹰的答卷，便评其卷为第一，直到放榜时方才知晓状元乃另外一人，而李鹰已然落榜，可谓造化弄人。 以上两例足可证明糊名法的实行能有效限制官员徇私，权臣把控考场的弊端，进而使得科考尽可能趋于公平，寒门子弟乃至平常百姓能够通过科考踏入仕途，逆天改命。 不过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糊名法的出现虽然可以避免考官看到考生信息，但后续依旧有官员与考生认笔迹或留记号而进行作弊的恶行出现，譬如真宗朝，陈尧咨任殿试考官，枢密直学士刘师道之弟刘几道参加殿试，为了讨好刘师道，陈尧咨便让刘几道故意在答卷前后留下两处点墨，从而将其录为优等之列。 事发后真宗大为恼火，对陈尧咨贬官处理。而为了杜绝此类情况再发生，真宗于景德二年(公元1005年)开始在殿试中实行誊录，景德四年定制。 所谓誊录，即在收卷后，派专人将考生考卷全部重新抄写一遍，考官根据二撰副本评阅定等。 为防止誊录官胡乱改写试卷，真宗诏令规定其必须按照原文誊录，不准随意篡改文意或增减语句，又设校勘官对誊写卷进行校勘，确定没有错误后才能标号弥封送复考官再定等。 在此当中，考生的亲笔试卷定名为“真卷”，送交弥封官保存。誊录卷称为“草卷”，送交主考官评阅。 由于考官看到的已经不是考生亲笔所答试卷，进一步有效杜绝了舞弊现象的发生。 见效果甚佳，真宗朝大中祥符八年(公元 1015年)，朝廷又设置专门的誊录院，此后在省试也开始实行誊录法，随后又将誊录的办法推广到所有的考试中去。 为防止书吏有意或无意抄错文字，给考生带来麻烦，还派内侍二人监场，并设读官，让其负责誊写后的校对工作，其制度之严密，可见一斑。 总而言之，糊名和誊录制度的建立，都是为了从根本上铲除科举制度中残留下来的荐举法，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徇私舞弊的发生。 赵大从开国初期起，宋朝用了半个世纪的时间，围绕着如何防止大官僚操纵科举、造成选士作弊的这个主要问题，对选举制度做了一系列精心的谋划和改革，制定了一套相当严格的科举条例，以保证皇帝能真正掌握取士之权。 正常历史中，糊名制度的再应用需要等到淳化三年（公元992年），将作监丞莆田陈靖上书赵二，在采纳之后才实行的，只是现在被赵景提前确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