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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座寂静幽深的大山，远离人间烟火。
七十五公里外的绥城，正沉浸在过年的喜庆气氛中。
大年初二，韩涛一家三口去丈母娘家。
从进屋他就站在阳台上抱臂远望，满脑子全是与“红丝巾案”相关的事，根本没心思过年。
他对案件陷入僵局不甘心，思来想去，决定再去一趟榆树屯。
已经掌握的线索显示，“红丝巾案”的第三位死者钱桂芝，多年来依靠不同的男人生活。
但是线索就断在无从查找那些男人上，目前既没人能提供他们的信息，也没人知道钱桂芝回村前居住在哪个城市。
韩涛查过她一年前是否在铁路或公路有过购票记录，结果是没有。
像绥城这种五线小城市，半路上客车的现象司空见惯，所以这条线索也断了。
今天韩涛前往榆树屯，纯属想去碰碰运气。
他不甘心侦破大案然后晋升的机会，就这么白白溜走。
车开进榆树屯，到处是张灯结彩的喜庆气氛。
韩涛直奔村长家，一进门，满屋子人闹哄哄地说笑着。
有人在嗑瓜子拉家常，有人在打麻将。
韩涛简单对村长简单说了句拜年话，直接问：“咱屯子这几天有没有外地务工人员回来过年？上回我让你帮着打听一下，出去打工的人有没有在外头碰见过钱桂芝的，你帮我问没？”
村长压根就没问，正不知道怎么敷衍过去，一位五十多岁的老嫂子从炕头站起来：“哎呦，警察同志，这事儿你问我呀，去年刚开春我在冰城碰见过她。”
韩涛心头倏地一亮：“那咱找个地方详细说说。”
他和这位姓张的大嫂来到村长家西屋，并仔细询问了关于钱桂芝在冰城的事。
据张大嫂说，钱桂芝名义上和她一样，是在冰城当保姆，实际早就和男雇主睡在一张床上了。
钱桂芝向她炫耀，雇主孙老师家住冰城翠湖天地小区，可不是一般人。
掌握这些信息，韩涛马不停蹄开车前往冰城。
但是，在见到孙老师之后，他的心一下凉了半截。
这位姓孙的退休教师，年近八十，走路颤颤巍巍，还有轻度老年痴呆。
一是不具备作案能力，二是没有杀害钱桂芝的动机。
而且，韩涛向他询问钱桂芝其他社会关系时，老头总是答非所问，无法提供有价值的线索。
从冰城开车往回走时，韩涛感受着又一次挫败。
这一次，“红丝巾案”对他来说，几乎是陷入了死局。
他明白，警察不是万能的，有很多案子由于各种不可抗的因素无法侦破。
这是无可奈何的事情，但是他就是无法摆脱那种心有不甘的纠缠。
转眼到了大年初六，对于需要为工作继续奋斗的人来说，年就算过完了。
韩涛满心疲惫地回队里，发现大办公室的气氛沉重压抑，完全没有过年的喜气。
大家没精打采对他草草打个招呼，显然都在为“红丝巾连环杀人案”陷入僵局愁眉不展。
韩涛走到办公桌前坐下，薛砚过来，站在他旁边烦躁地抓了抓头发：“韩队，你有什么新思路吗？”
“目前是没什么新思路了。”韩涛泄气地摇头，“别急，有些案子好几年才侦破，咱们还是相信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吧。”
就在这时，女接警员小裴推门跑进来，直奔位于最里面的林队办公室。
片刻之后，林浩和小裴一起出来。
他面色有些焦虑地说：“各位，有新警情，接到群众报案，江边一名年轻女性落水之后失踪，救援队已经就位，正在组织沿江搜救，咱们的人得赶紧过去。”
“我带薛砚去吧。”韩涛抓起车钥匙，拔腿就往外走，薛砚赶紧跟上。
警笛声划破冬日街道上的安静，他们风驰电掣赶往江边案发现场。
江边寒风漫卷，侵骨的冷直往人身上扑。
韩涛先下车往岸边的警戒线走去，薛砚提着勘验箱跟在他身后，冻得直打哆嗦。
救援队的人已经基本准备就绪，正要开始进行搜救打捞。
韩涛向辖区派出所民警询问一些基本情况，边听边环顾四周，觉得这案子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蹊跷。
突然间，他的目光被江岸上游一抹隐约的红色吸引住。
那是个塑料袋？还是过年期间有人在那里放过鞭炮？
一阵异样的感觉迎面扑来，韩涛对民警竖起手掌，示意他先暂停。
“薛砚，跟我过去看看。”他大步流星朝那隐约的红色跑去。
两人跑到近前，同时猛地停住，震惊地对视一眼。
“这……怎么又出现了红丝巾？”薛砚瞪大了眼睛，难以置信地看着静静横陈的红丝巾。
韩涛蹲下，迅速打开勘验箱，戴上乳胶手套，开始标记拍照。
一切记录现场的步骤完成，他慢慢拎起红丝巾。
不需要仔细分辨，一眼便可以看出这红丝巾和前三起案件的红丝巾如出一辙。
他像当初陈文明那样，将红丝巾托在两只手上尽量展平，由上往下细看。
这一次，红丝巾上没有写死者的名字，而是写着一行黑字：曾经你以为的坚不可摧，有朝一日必将化为乌有。
韩涛的眉头皱得更紧了：“凶手到底是谁？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想要表达什么？”
薛砚不屑地怒极反笑：“凶手是谁我不知道，但绝对是个狂徒，总有一天我要会会他！”
韩涛看他一眼，没说话。
这种少年意气的话，二十年前他也会说。
但是现在已经不会了，他把红丝巾叠好收进证物袋，带着薛砚紧急赶回局里。
韩涛在路上边开车边捋出思路，既然目前一切都无从判断，那就先落水失踪女死者的身份作为切入点。
红丝巾出现在她落水的岸边绝非偶然。
即便暂时没有证据证明，她和红丝巾有直接关系，但是韩涛已经在心里将她拟定为连环杀人案的第四位受害者。
虽然案情更加扑朔迷离了，但是新线索的出现或许能成为突破口。
回到队里，韩涛把本周之内报到刑警队的失踪人口记录调取出来。
以绥城的规模，失踪案并不多，赶在过年的时候，本周内的失踪报案更是没几个。
午休时间，刑侦一队大办公室里空荡荡的。
薛砚去技侦科给老陆送第四条证物红丝巾，韩涛一个人在办公桌前看失踪报案记录。
本周共四起失踪报案。
第一起是一个六岁女童走失，已经找到了。
第二起是一位老年痴呆患者，被环卫工人打120送医，目前家属已到医院。
这两起失踪报案是同一天，第三起是一个初中生和父母闹矛盾离家出走，结果是去了临市的奶奶家。
最后一起，是今天上午十点半刚接到的报案。
失踪的是一位聋哑人，姓名林琳，女，32岁，报案家属是她的二姨。
上午十点半，韩涛带薛砚正在赶往江边案发现场的路上。
此时细想，他有一种别人在暗中下套，他蒙着眼睛往里钻的感觉。
这个叫林琳的聋哑人，年龄和报案时间与今天江边落水失踪的年轻女性都对得上。
韩涛给辖区派出所打了一个电话，调取林琳的户籍信息。
大约五分钟之后，有一个重磅信息在激起他身为刑警的警觉性。
电话那端的派出所户籍女民警，语调轻缓地读出电脑屏幕上显示出的信息：“父亲……是叫林振海，韩副队，这个林惊海的状态显示是在逃啊。”
韩涛不由握紧听筒：“嗯，知道了，谢谢。”
他挂断电话，一种前所未有的强烈直觉将他团团围住。
这直觉让他既兴奋又紧张。
他感觉聋哑人林琳，或许就是“红丝巾连环杀人案”的第四位受害者。
韩涛在电脑上输入林振海的名字，很快查出了此人的详细信息。
林振海，外号“鬼叔”，是二十年前绥城儿童拐卖案的头目，一直没有归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