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为民闻言笑道，“当然了。我主动联系你，还能跟你开玩笑吗？怎么会这么问呢？”
“实不相瞒。前一段时间我朋友其实把我的散文推荐给了一家出版社，希望他们能够出版。不过出版社看完我的作品之后拒绝了，说散文不是我这么写的。
后来又有出版社联系我，说可以出版。但必须是按照他们的要求来改稿子，改动很大，基本是把我的散文当成类似旅游指南的小册子。”
于秋雨说到这里的时候不禁苦笑。
原来如此。
林为民说道：“你的那些散文是发表在《收获》上的，水平毫无疑问，我们要结集出版，也要经过编辑的审校，但肯定有大范围的改动。”
听到他这么说，于秋雨放下了心，高兴的说道：“那就太好了。”
两人商量了一会儿，林为民邀请于秋雨来京商谈出版的具体事宜，于秋雨欣然答应。
和于秋雨打完电话，林为民又去到程早春的办公室，和他沟通了一下刚才和贺启智谈的事情。
程早春听林为民说完之后，点头道：“石铁生的《我与地坛》确实是引发了一股散文热。那就让《当代》先调查看看嘛，如果读者接受度高的话，搞一个也不错，回头结果出来了上会讨论一下。”
他又问道：“你之前提到的武侠小说刊物打算什么时候搞？”
“我最近让他们联系了一些作者，大多数武侠小说作者的风格还是没有跳脱出金庸、梁羽生作品的范畴，水平有限，我想多攒点稿子，这份刊物不仅要一炮打响，更要有后劲才行。”
“好，你那边自己把握吧。”
两人聊完之后过了几天，于秋雨从沪上来到了燕京，林为民亲自见了他。
对于国内的作家来说，国文社是座辉煌的殿堂，作品能被这里看中发表或者出版，那代表了他们的作品已经达到了登堂入室的水平。
这些作家来到国文社谈事情，通常见的都是责编，了不起见见主编。
作品格外出色，受到重视的，可能还会见到副总编。
但像于秋雨这样，总编打电话亲自联系，来了之后又亲自接见的，却是凤毛麟角。
于秋雨现在虽然已经是著名学者，还有一层官身，但他在文学界却是初出茅庐，受到这样的待遇简直受宠若惊。
谈到版税分成的时候，林为民代表国文社给出的版税是8％，并解释道：“你在文学界还没有什么代表作，所以版税暂时只能是这个标准。散文集出版如果卖得好的，我们可以过一段时间再调整版税分成。”
于秋雨第一次出书，以前更是只拿过稿费，如今能拿版税，是他之前想都没想过的，所以他根本没有想过要计较版税的问题，一切全凭林为民安排。
两人商量好之后，林为民又问道：“过段时间，我们社里有可能会出一份散文刊物，到时候给我们提供几篇作品怎么样？”
于秋雨闻言先是一愣，然后愉快道：“这事我求之不得。”
国文社至今办过的刊物有三，一是《人民文学》、二是《当代》、三是《新文学史料》。
那一本刊物不是在国内文坛大名鼎鼎，《人民文学》和《当代》所刊发的作品和《收获》一样，代表了国内文学的最高水平。
而《新文学史料》侧重于记录近代文学史，这是记录近代、当代文坛的唯一一本史料刊物。
这三本刊物代表了国内文学刊物的高度，国文社要出新刊物，水平至少不能比这三分刊物差太多吧？
对于于秋雨这个只写过一些散文，连出版都没有过的业余作者来说，给国文社的新刊物供稿，这样的机会何等可贵？
他自然是忙不迭的答应下来。
林为民笑眯眯的看着于秋雨，这哥们儿人品不予置评，作品也有一些缺点，但不可否认其文学性和受欢迎的程度，约来给新的散文刊物保驾护航，再合适不过了。
出版个散文集顺道约点稿子，一举两得。
于秋雨的散文越写越薄，不趁着现在榨一榨，以后想榨都没机会。
送走了于秋雨，林为民繁忙的工作有了几天短暂的清闲时刻。
五月的第五期《当代》上刊载了他的新作品《升官记》，作为林为民时隔一年多时间发表的新作品，《升官记》从发表之初便受到了无数的瞩目。
国内的读者们已经习惯了每年在《当代》上看林为民的新小说这件事，不管小说是不是符合大家的阅读口味，先买了再说。
一月份的第一期发了于华的《活着》，销量突破了200万册。
这一期有林为民的《升官记》，销量再次冲向了高峰。
伴随着越来越多读者们的阅读，《升官记》在发表不到半个月时间内，便在广大读者群体当中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很多读者给《当代》编辑部写信，除了夸奖林为民这部小说，一些人还在信中讲述了自己身边所遭遇的类似事件，让人看完恨的牙根痒痒。
相比读者们对这部小说单纯的欢迎和喜爱，文学界对这部小说的观感却有点复杂。
雁冰文学奖刚刚过去不到两个月时间，那桩公案犹在大家眼前，大家又怎么能看不出小说的内容是在讽刺谁呢？
可问题在于，你讽刺柳飞羽和雁冰文学奖就算了，我们招你惹你了？
《升官记》这部小说脱胎于林为民前世看过的一部国产电影。
说到这部电影，就不得不提到一位导演——黄建鑫。
在后世，很多喜欢看电影的观众对于这个名字应该不陌生。
桃色新闻、山爷小跟班儿、主旋律专业户，贴在黄建新身上的大概就是这三个标签。
但年龄稍大一点的电影观众，准确点说，是九十年代看电影的观众，这群人应该对黄建鑫记忆犹新。
一部《黑炮事件》惊艳了中国影坛，可以说在章艺谋冒头之前，国内的青年导演当中，能够跟程凯歌掰掰手腕的，大概只有黄建鑫了。
盘点中国的第五代导演，黄建鑫应该是最让人扼腕叹息的一位。
黄建新是第五代导演中的一个异类，他的导演生涯前期的每一部作品都可以视作是国内改革开放初期的时代印记。
他的电影表现形式始终展现的是现实主义特色和以小见大的幽默，经常能在真实平淡的故事中一针见血的讽刺，剖析宏大时代背景下小人物的内心，体现出浓厚的人文关怀。
《电影世界》曾经将章艺谋、程凯歌和黄建新放在一起做对比——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章艺谋和程凯歌都是寓言家，他们都追求那种高屋建瓴和一击即中的透彻感。相对而言，黄建鑫更像个社会学家，他关注一个体制内部的运行细节，他的电影就像一种社会学的田野调查。
黄建新在电影画面和镜头调度上没有章艺谋、程凯歌的天分，但他的电影另辟蹊径，若是一直坚持下去，未尝不会成为一代名导。
可惜……
而林为民所写的《升官记》正是脱胎于黄建鑫在1994年拍摄的电影《背对背，脸对脸》。
《背对背，脸对脸》的故事并不复杂，就是将某市的一个文化馆始终不得转正的副馆长王双立一心想转正的故事。
期间有和正牌馆长的掰手腕，还有跟同事的勾心斗角，也有家长里短的琐事。
林为民的《升官记》重点突出职场斗争，在他的小说中，主角身为副馆长工作努力、认真负责，一心想转正，可因为上面没人，熬走了一个又一个馆长，却始终不得转正，无奈放弃了熬成馆长的想法，认为只有斗走了新馆长，他才有机会转正。
为了馆长的位置，主角和新馆长各种勾心斗角，还将同事、家人全都牵扯其中。
小说的**是新馆长要举办一场文学评奖活动，最终的获胜者可以进入文化馆工作并获得500元的现金奖励。
主角探听得知新馆长想借此机会将侄子安排进文化馆，便做局破坏了新馆长的如意算盘，将新馆长的算计公之于众，新馆长颜面扫地，不久便被调走。
主角又提前去领导那里送了礼，满以为这回转正是十拿九稳的事，结果没过几天新馆长上任，竟然是文化局局长的秘书。
斗了半天，除了一地鸡毛，主角两手空空。
《升官记》延续了《盗官记》中的角色名字和地名，让人一眼便知道林为民要内涵的人是谁。
尤其是**所设置的文学评奖活动，一看便能联想到前段时间结束、仍被许多文学界人士和读者讨论的雁冰文学奖。
九十年代，是中国文学作品、影视作品当中的现实主义题材爆发的年代，诞生了一系列讽刺知识分子、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和贪W腐B的优秀作品，这些作品的诞生自然是有其发展规律和内在逻辑的。
改革开放十余年，步子迈的是越来越大，风气也越来越松散，贪W腐B和官僚主义横行，造就了这一批文艺作品。
林为民在小说中将文化人的虚伪奸诈、机关算尽和小肚鸡肠展现的淋漓尽致，在九一年这个时间点，很多地方已经世风日下，读者们对于林为民在小说中所讽刺和批判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和小贪小腐感同身受。
一部《升官记》，林为民不仅是把跟他不对付的柳飞羽和文协给骂了进去。
更把那些道貌岸然的知识分子、文人和官僚骂的狗血淋头，打击面之广简直令人发指。
不少文学界同行、高校学者看完小说，有心想夸夸这部小说，可一想到这部小说骂的就是他们这样的人，心里就比吃了苍蝇还难受。
这个林为民，恶心人真是有一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