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对克隆的一切期待和恐惧，其实都是对未来的认识。
80年代的克隆，或者2010年的克隆，既没有什么实际的应用价值，也没有什么恐惧的必要。
但是，如果将此作为一个起点的话，到了2050年的时候，克隆就会变的非常有用，也非常可怕了。
从技术层面上来说，这主要是因为克隆可以做的非常模块化。
克隆的开发过程是很繁琐的，但是，如果将繁琐全部锁到模块里面去，就非常简单了。
以克隆羊为例，先撸羊一号的细胞出来，取细胞核，这是第一个模块。将羊一号的细胞核塞进羊二号的去核卵细胞中，这是第二个模块。将卵细胞塞进羊三号的体内，由羊三号分娩出一只小羊来，这是第三个模块。
三个步骤，简化一下，可以称之为取核，塞核，下崽。
三个模块，如果都攻破了，全都可以采用自动化的技术了，就像是2010年以后的PCR仪那样了，那只要找个有电的山洞，或者随便哪个熊孩子的卧室，就可以开始操作克隆了。
想象一下，如此方便的技术用于农业、医疗和畜牧业，将是何等的舒服，就是中医都将受益无穷，您想要犀牛角磨粉，没问题，给您克隆一只犀牛，或者干脆克隆一个犀牛角出来，都不是难事儿——新的风口将是药房场景，让顾客看着你当场克隆一只犀牛出来，还可以骑着耍一会再割角，用户体验残暴而有趣。
若是将方便用于侵犯他人的权利的话，大约也能侵犯出花来。不扯恐怖组织等等高端犯罪，当任何一个人，有一整套设备，就能克隆一只和牛出来的时候，日本人的心情大约是不会太快乐的。事实上，当克隆技术被证实以后，美利奴羊毛就被要求灭活出口了，但羊毛能灭活，牛肉的灭活方案就有些强人所难了。
然而，方便的技术都是发展出来的。
站在1988年的中国的土地上，杨锐面对的首先是重重困难。
克隆羊的第一道关口就是超数排卵。
是的，与牛的胚胎移植所需要的超数排卵，是同一个技术。
杨锐当日会同意丁十一等人的方案，组建海淀区遗传工程实验室，也是因为牛胚胎移植的许多技术都能用在克隆上。
但是，一点脑筋都不动，就想直接移植，也是做不到的。
别说一个是牛的超数排卵，一个是羊的超数排卵了，就算同样是牛，不同品种的要求还不一样呢。
对试验场地都没建好的杨锐遗传工程实验室来说，任务就更复杂了。因为他们面对的不是将技术从牛转移到羊身上的问题，而是将技术从牛，转移到34种羊的身上。
杨锐也不确定最终会采取哪个品种的羊，来取代多莉的地位，所以，实验室里，只能贴出一张大大的白纸，将34种羊的名字全部写上去，并且分组尝试。
使用激素的，不使用激素的，中性环境下的，轻酸性环境下的，轻碱性环境下的……
要是排列组合所有可能性的话，将杨锐遗传工程实验室再扩大十倍都不够用。
所以，杨锐也只是划一条线，一旦一种羊能测试出一种合用的组合，就算是通过，最后实在无法通过的，就算是首轮淘汰了。
有人也许会说，超数排卵和克隆羊有什么卵的关系呢？
实际上，依旧是成本和时间的关系。
因为第二个步骤里，将羊一的细胞核，放入羊二的未受精的卵细胞中，会遇到无数次的失败的。
羊一的细胞核可以从各种体细胞中选取，原料无限，卵细胞的数量就有限了。
如果不采用超数排卵的话，那需要的羊可就多了。
几千只都不一定够用。
韩国的国民科学家黄禹锡为什么声名扫地？他就是在做克隆的时候，因为社会捐助的卵细胞不够用，强迫实验室里的女研究员和女学生提供卵细胞，恶劣的一塌糊涂，基本已经踩在了邪恶科学家的区域。
克隆羊虽然不涉及这样的问题，但是，一头羊能提供的卵细胞是很有限的，所以，超数排卵效率低的品种的羊，基本是不可使用的。
一个克隆羊，要做几年的时间，不是没有原因的。
杨锐即使早就做了诸多的安排和准备，仅仅是第二个模块的第一步，就做到了杨锐遗传工程实验室建成，差不多用去了三个月时间。
而这段时间，第一个模块的第一步，摘取细胞核还遥遥无期呢！
刚刚成立的8811项目，如此沉默，实在是令人有些失望，以至于杨锐遗传工程实验室的成立，几乎没有什么大操大办的迹象，媒体记者虽然来的很不少，但是与杨锐获得诺贝尔奖之时的规模比，却是远远不足。
身为官方代表的胡池，很担心杨锐胡思乱想，见到杨锐，就道：“大家都知道，科学研究是需要时间的，没有人指望你两三个月的时间就出成绩，媒体都是追逐热点的，这次能来这么多人，其实已经听不容易了。”
“可不是，北大清华和科学院一起出面了，玩科技板块的，不能不给面子。”杨锐调笑着，表面看不出什么来。
胡池更担心了，道：“这不是大家给面子，是对你的信心。你放心，就我所知，领导现在还是很信任你的，你只要认真做研究就可以了。再说了，你的实验室才刚刚落成，算时间的话，才是起步阶段呢。”
胡池所知道的领导里面，自然是包括乔公了，甚至就是专指乔公的。
杨锐立即回应道：“感谢领导关心，不过，我们已经起步了，进步方面不会有太大问题。”
“你可不要追进度，影响了自己的节奏。”胡池是非常替杨锐着想了。
他是有联系科学界的经验的，知道科学研究的很多步骤，其实是可以变化的，但是，最快的步骤不一定是最优的方式，而前期出成绩的模式，也不一定有利于后期的研究。
对于现在的杨锐来说，研究做的快，小成果出的多，除了有一点宣传上的优势之外，毫无必要。
国内媒体的报道有什么价值呢？如果真的有必要的话，宣传阵线上的所有媒体都要一致口径，胡池很担心杨锐看不到这一点，而选择了错误的表现方式。
当然，对关系一般的科学家，胡池根本不会这样提醒。
杨锐不禁笑一笑，道：“我都是按照自己的节奏来做的，你放心，我没理由追进度的。”
“我就怕你关注媒体太多。”胡池的忧心不能说是空穴来风。媒体的力量是很强大的，连篇的赞誉很容易让人飘飘然，小小的骂声也可以令人郁闷。
杨锐是在鲜花中成长起来的，掌声少了都有可能不开心，更不要说最近没有成果，容易遭骂呢。
大笔的资金和政策投入进来，结果三个月了，就只有一个新实验室落成的新闻，胡池已经可以想象到媒体的义正言辞的严肃脸了。
杨锐却是笑笑，道：“媒体关注不关注，如果不能影响经费的话，啥都算不得。”
他说着眨眨眼，令胡池错愕不已。
这与他熟悉的科学家完全不同。
只能说，这是两个时代的认识的偏差了。
21世纪的学者，最重视的永远是经费，其次就是实验条件，有了这两项，能做出成绩的上天入地无所不能，做不出成绩的，也能蹭点实惠。
但在80年代，学者们的关注点是截然不同的。因为学者不能自由流动，除了讲科学还要讲政治，甚至连荣誉的评判都不一定以成果为主，这就让大家非常注重舆论，不仅注意领导的看法，还要注意群众的呼声。
21世纪就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事了，学者做出了成绩不仅能跳槽，甚至能出国，所以，大家虽然在乎领导的看法，对群众却没什么畏惧感了，社会媒体更不是第一要务。
杨锐做研究生的时候，经费已然成为了学者的生命线，有了经费才有资格谈其他的。当然，文科学者主要还是要讲政治，毕竟，他们做的都是主观题。
在比平时少，但数量依旧很多的媒体的注视下，杨锐完成了剪彩和发言的步骤，宣布8811项目正式进入到了实验阶段。
而对簿耿鑫等人来说，这也意味着保密要求飞升了两级。
“院子里的任何活物，哪怕是一只羊，也得是身家清白的。”簿耿鑫在保密科的闭门会议上神情凝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