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武临走前，又给景存诚留了1000元的外汇券，并在德令场部签字备案了。
场部的场长看到这1000元的外汇券，就再也坐不住了。
前前后后1000美元呢，他摸不准徐武是钱太多了，还是在警告德令农场，可在场长眼里，不管哪种，他都吃不住劲。
这可是1000美元，请人到西宁最好的青海饭店，一次也就是二三十块，1000美元换成2000元的外汇券，能请三五十次的客。
在青海饭店请客，送外汇券和美元，换个级别地点的囚犯，人都给捞出来了。别说是泥沙俱下的80年代了，就是几年以前，人们还不是一边唱着红歌，一边将值钱的东西往自己家里搬。
当然，要是几年前，场长也不用费这些心思，那时候可没有平反的说法，不管以前是副部长还是正处长，通通都是在押人员，许多人都想不到还有再翻身的一天。
现在却是谨慎再谨慎的时节了，场长好像又回到了刚刚听说“平反”的时候，无比热情的拉着徐武喝了一顿酒，等到双方都醉醺醺的时候，才问：“老景是不是要回去了？”
徐武是酒精锻炼的干部，若非如此，也不会派他来到德令。因此，徐武是按照计划好的规程，装作一副不胜酒力的样子，说：“这个事情，我谁都不能说……”
场长喝酒的时候偷奸耍滑，现在还有七分清醒，忙问：“就是说，有这个事情了？”
“那肯定是要有的，排排队，也该到我妹夫了，对不对？”徐武喷着酒气，抓着场长问。
场长连连点头，：“该轮到了，该轮到了。”
“就是说……”徐武松开了场长，一屁股坐在椅子上，后脑勺磕到了也没感觉似的。
“喝点茶，喝点茶解酒。”场长想问的还没问完呢，他灌了徐武一口茶，又说：“就是说什么？就是说该平反了，是吗？”
“是啊，该……反了。”
“啥时候的事？”也不怪场长在意，他那里是有档案的，景存诚以前就是副部级的干部，如今十年过去了，景存诚依旧不到50岁，一旦平反，肯定是要先用的。
区区一个德令农场，不管怎么跳，也够不着一个副部级的干部。
场长实在担心，平反以后的景存诚，会回头来麻烦。
他这个位置也挺难的，他不能无原则的讨好农场里的在押人员，那样的话，工作就没法做了，首先资源是有限的，可能不能给所有人大量分配，其次还是容易得罪人，不是说讨好就能受人喜欢的。何况，劳改农场不免要有劳动，说不定，一次任务分配，就把另一个副部级的干部给得罪了。
所以，场长最近几年，对在押人员都离的比较远，距离产生美感，也是最不容易得罪人的。
然而，景存诚要走了，情况就不一样了。
临走前，总可以对人家好一点。
徐武却是有意的无视了场长的热切，摆手道：“急不得。”
“为啥？”
“不能就这样回去啊，你说是不是？在这青藏高原上的罪，就白遭了？你说是不是？”徐武一个劲的摇头，说：“不能就这么回去，不能白遭罪。”
说着说着，徐武就头杵在桌子上，发出了均匀的鼾声。
场长骂了一声娘，心说：“我们不就在青藏高原上，我们遭的罪，还不就是这样白受了。”
骂娘归骂娘，场长回到办公室以后，左思右想，还是找来了副手，商量着给景存诚换了工种。
在劳改农场，露天的体力劳动都很辛苦，室内的工作就要轻松许多，比如核检和发放工具等等，比冰天雪地的挖水沟不知要轻松到哪里去了。
景存诚理所当然的接受了新工作。
这下子，猜到他要走运的人更多了，来找他寻求帮忙的人也更多了。
景存诚来者不拒。
从他的角度来说，钱固然重要，却也没有那么重要，花完了也没关系。
而他的慷慨，也却是帮上了大忙，至少，今年的冬天就没那么难挨了。
徐武回到平江，也雷厉风行的动作了起来。
不快是不行的。严格来说，他们算是合谋骗了德令农场上上下下，短时间内也就罢了，如果长时间没有结果，景存诚的日子会更难挨，最重要的是，大家都怕中央的政策出现变化。
徐武自己也遭过两年罪，回来以后安排的并不好，进了如今没什么油水的建设园林部门，好在工作清闲，每天就拿着景存诚的信，四处奔波，找景存诚的老战友和老同事写文章，或直接出面。
景存诚刚被打倒的时候，景家多少还有些积蓄，可那时候不敢胡乱串联，到了情况好转以后，景家的经济早已崩溃，亲戚也多是指着工资过活的人，又哪能全国各地的去跑。
80年代的车票相对此时的工资来说，其实是相当贵的。同样是南京到苏州，83年的硬座票是4。6元，2014年的硬座票也不过32元，以83年普通人四五十元的工资来说，这样一张火车票就要十分之一的薪水了，若是从南京到四川的话，硬座就要26元，需要普通人一半的工资，比30年后的飞机经济舱都要过分。
徐武现在坐着火车四处奔波，就相当于后世人打飞的办事一样，一个星期的花销就要数百元，这还没有计算住宿、吃饭以及送礼的开销。
没有杨锐的支持，景家根本办不下来此事。
徐武尽可能的节省，也在半个月的时间里用光了杨锐借出的500元现金，另外又送掉了500元的外汇券。
即使是景母，现在听到自家大哥打来的电话，亦是心惊肉跳，只是街头巷尾的小卖铺不方便说话，她只能回来找女儿说：“不能再这样花钱了，再这样花，咱们家是还不起的。”
景语兰被念叨的久了，就去西堡中学找杨锐说。
杨锐却是照常用英语说：“现在停下来，前期的投入就白瞎了。你们家现在有钱还吗？”
景语兰听明白了，却是无奈的道：“照这种花钱的速度，就算我爸回来了，补偿给他的工资，也不够填还这笔钱。”
“但你爸总归是回来了不是？”杨锐又换了中文说。
景语兰说不出话了。
于是，徐武继续奔波，而景母也开始准备，前往北京投寄景存诚写的信件。
杨锐要求软文是一篇一个风格，最好一个人写一篇，发表在当地的报纸或杂志上。
这些软文，大部分都是回忆录或报告文学的形式，短小精悍，但都突出了贡献、奋斗之类的情绪。
景存诚的老战友和老同事，也都到了回首往昔峥嵘岁月的年纪，即使猜到了徐武的目的，却并不反感。
而他们写好的文章，有能力的就自己找人刊登，没办法的人就交给徐武，让他想办法发表出去，当然，这又是一大笔的花销。
等到景母京城的时候，她的记账本上，已经划到了8000元。
这比三个万元户的家庭的现金都要多了。
景母惴惴不安，又觉得骄傲。
她也是读过“奇货可居”的故事的。战国时期就有人投资政治家，杨锐的所作所为，亦是无可厚非。
所以，尽管大家没有敞开说，杨锐的目的，景存诚一家，都自觉是清楚的。
经过十年的寂寞，至少在景母眼里，能被利用也是一件好事。
一篇篇写有景存诚战功的文章，一篇篇写有景存诚工作业绩的文章，在或大或小的媒体上出现。
作为一名40岁就做到副部长的转业干部，景存诚确实有着相当不俗的功绩，加上现在正是回忆文字流行的年代，他们准备的软文，有一半顺利的刊载，另一半也在积极的洽谈中。
杨锐只是静静地等待，此事没有多少需要他插足的地方，除此以外，还需要一点点运气。